子牙河畔
一
那是在1967年的元月，文革步行串连的归京途中。一路上翻山越岭的，已经有两个多月的行军经验，这时候走在华北平原的坦平大道上，早就只是孤身一人，几乎每天都是赶个百二百三的路程。只是到德州的这一天，只按计划走了七十华里，于是下午两点左右就到了目的地。
离开河南开封以来一直只经过村镇县城，山东的聊城市也只是从旁边过了一下，这次到了德州，才是又进入了一个像样的大城市。这里条件当然稍好一些，于是洗了个澡，美美地睡了一觉。第二天天不亮就出发了。
从火车站沿铁路向北，跟扳道岔的师傅打了个招呼，他居然也是北京人。老乡见面，格外热情，告诉我向沧州方向怎么走，大约天亮能走到一个叫“桑园”的地方可以吃饭。我一个劲地答应着，但心里明白，我不是要去沧州，要去的是献县海河工地。
这是我们离开北京时长征队定的计划：从北京走到延安，再从延安走到河南兰考，返回北京的路上在献县海河工地参加义务劳动，春节前回到北京。全程五千里，具体过程的回忆另文详述。
出发时共四个人，到了延安就只剩下三个，而离开延安时又有一个人坐车直接回了北京。我和另一个人在到郑州前走散了，我在郑州找了他两天，在开封又找了他两天，到兰考才在红卫兵接待站查到他的名字，却是已经在前一天离开了。我不误时机当晚就出发，想要追上他，但一路的接待站查过来，再也没见到他的踪影。
后来回到北京才知道，那个家伙没按计划走菏泽进山东，而是过黄河走濮阳，然后进河北，到衡水以后也坐上长途汽车，溜回去了。就是这样，长征队就只剩下我一个人。
尽管当时还不知道只剩我一个人，还是按计划，离开德州的当天晚上到河北的阜城，次日就到了献县。希望在“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工地能和他会合。
二
打听好了以后，从县城向西步行到了海河工地指挥部，这里的工地，早就知道是开挖一条子牙新河，分流海河水系。不过在指挥部仍然没有打听到有另外的北京中学生来参加义务劳动。或许已经追到他前面，先他一步到这里。只有在这里按计划停留，看看能否等到他。
指挥部没让我去挖河，安排我到双岭营，跟双岭公社来的民工们一起烧石灰，同吃同住同劳动。
地图上能看得很清楚，滹沱河与滏阳河汇合以后就叫作子牙河。当初地理课上就学到，汇合天津海河的有五条河，分别是：潮白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漳卫南运河。其中的子牙河早有耳闻，但不知道这条河名字的来历。“太公钓鱼”记得是在渭水，这个地方离当初姜子牙活动的地方远得很呢。
上游两条河汇合后有一段短短的正北方向河道，然后才折向东北方向。我们干活的工地就在这段正北向河道的东河岸，而且离上游的滹沱河、滏阳河交汇口很近。岸边堆满了大块的石头，据民工们说，是从获鹿用船运来的。这个双岭营的任务就是用这些石头烧石灰，每天干的活，除了装窑出窑，就是砸大石头。
开始时，初来乍到的我，理所当然地被分配去抬大筐，装出窑。那时我才知道，小时候玩的泼上水就会发热炸裂的生石灰，原来是这样烧出来的。那石灰窑的大模样跟砖窑差不多，里面是铺一层石头，再铺一层煤，这样一层层铺起来，铺满就可以点火了。温度没有砖窑那么高，所以两座石灰窑一窑一窑地装了出，出了装，连续地运转着。烧好的石灰也是供工地上筑堤坝所用，到底拉到什么地方去就不用我们操心了。
大约干了三天的装出窑，在我“希望干重活”的要求下，终于让我去抡16磅的大锤砸石头了。在小说《欧阳海之歌》中，有一段专门描写的就是抡大锤，这个活颇能体现一种年轻人的英雄气概。虽然小说中写的是打钢钎，这里不一样是砸石头，但照样能找到“举起似弯月，落下如流星”的感觉。
就这样，砸石头的活一直干到我离开。
三
河边运来的大石头块块都在二百斤以上，砸石头，就是把大块的石头砸成比较小的块，这样在石灰窑中就比较容易烧透。这活看来似乎简单，但也不是光凭力气就可以蛮干的。我当时还不满二十岁，凭着在学校练体操的臂力，一上来不管三七二十一抡圆了就砸，那崩起来的锐利石屑打到脸上、嘴上，毫不留情地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来自双岭公社的民工伙伴，不怀好意地开玩笑说：你来月经了？
这还不算，那大石头被砸得太碎，装窑出窑费时费力不说，还使得窑中气流不通畅，仍然不符合要求。
干了些时候才知道，每砸一块石头前，都要把石头翻过来翻过去地看。这种石灰岩在学校地理课中学过，属于“水成岩”，因此也有它的纹理层次，要认清它的层次方向，顺着纹路去砸，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下锤的地方平，才不容易溅出石屑，所以下锤前要先寻找落锤点，而这个点所在的位置应该是与层次方向垂直的一个平面。这样把大石头翻好垫好，让落锤点的位置朝上，才真正是做好了准备。锤要准确地砸下去，每一下都要落到这个点，这样大约砸个十几下二十几下，一旦听到响声不一样，就是石头已经裂开。这时虽然还不能看到裂纹，但也不能再使足力气砸，否则很容易砸得过碎。再用锤还在刚才的落锤点轻轻地震几下，那大石头就嘎啦一下子开了。这一步完成以后，就可以继续把稍小一些的石块砸成要求的大小。
掌握了这些门道，民工伙伴们说：你是“老太太抠屁眼——摸着门儿啦！”
只有砸完了一整块大石头，才可以稍微喘口气，再去搬下一块大石头。那河边留着那么两块最大的石头，却是谁都懒得去动，因为都在三百斤以上，谁也不愿意尝试要砸多少锤才能开。
四
子牙河畔的劳动和生活是单调的，不过和后来参加的泗交水利相比，管理还是比较有序。大概是工程级别的原因。泗交水利不过是个县级工程，根治海河，可是国家级的呀。
这里不但住宿有专门的“干打垒”，而且里面有炕有取暖炉有煤油灯，地方也相当宽敞。而泗交那地方，我们天井连住的是林业局的树种仓库，连地铺都没有现成的，一切睡觉问题都要自己想办法解决。
泗交水利的人是后来在我的影响下开始了早上的出操，而子牙河工地是有规定的早上出操。跑步时高喊的口号之一，就是毛泽东的“一定要根治海河”。工作程序的调配也比较合理，衔接紧密，烧好的石灰每窑都能及时运走，工具原料也从来没看到短缺。
吃饭也和后来的泗交不一样：没饭票，虽然吃得非常简单，三餐都一样，平时基本上都是玉米面加熬白菜，但饭菜都不限量。可见工程指挥部还是有经济力量的。
玉米面蒸出来，不是窝头，民工叫做“捧子”。形状是两个带手指头印的球面，下面平面挨着笼屉。他们说这是1958年大食堂发明的。一个一个捏窝头太慢，为提高效率，和好的玉米面两手捧出来往笼屉上一墩，就是一个。所以就叫了“捧子”。
在子牙河工地的两周期间，还有一次批判大会和两次外来业余宣传队的演出。批判大会大概是为了突出“阶级斗争”而安排的，那些受批判的人鬼知道都是些什么人。不过还真的记住了其中一个人名，因为台下不断有人领着高呼的口号就是：“打倒于相坤！”“于相坤不老实！”“砸烂你的狗头！”
那年头，基层领导统统被揪“走资派”。《炮打司令部》指定“1962年的右倾”（七千人大会）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四清）中，和刘少奇跑的基层领导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也就是所谓“走资派”。不过献县揪斗“走资派”，不像运动初期北京揪斗黑帮那么激烈。口号喊得也挺凶，但台上的“走资派”没有人按脑袋，不需要“低头认罪”。
演出看的两次，第一次的水平很低，大概是来自沧州地区某个县；第二次的还可以，好像是天津附近的什么地方，那天津快板“三个美国佬”说得还挺地道。
五
在子牙河畔的海河工地上，最令我骄傲的就是吃饭了。那应该是这辈子空前绝后的饭量。
虽然在学校的时候也偶有放开大吃的时候，除了那一顿八两粥的尝试外，甚至还有过一顿吃下二斤一两的记录。不过比起在这里的饭量，实在属于“小巫见大巫了。
在这里，某一顿饭的“冲击”只有那次腊月二十三包饺子，也算不上“惊人”。真正惊人的是顿顿饭匀着，每顿都坚持不懈同样的饭量。工地灶上玉米面的“捧子”，份量也还是二两一个。那时候的我还不到20岁，也搭上“长征”路上消耗大补充少，在这儿的一天三顿，居然每顿都是非常均匀的五个“捧子”，从来也不会少吃半个，让那些民工们惊叹不已。
只有一顿吃的是饺子，算是唯一一次见到的白面。腊月二十三是北方“小年”，送灶王爷“上天言好事”的日子，大家凑在一起包。那些村里的小伙子不会像我一样擀皮，我是正规的右手擀左手转，他们两手擀，再停下转向。没有人能有我的擀皮速度。那次跟他们学会了剥蒜皮的诀窍：要先用菜刀拍了以后再剥——反正是要切成蒜末，连皮一拍，蒜碎了皮基本完整，蒜里的水分渗出隔开了蒜皮。哪怕再小的蒜瓣（那时候也怪，供应普通老百姓的蒜就没有整头的，全是细小的夹缝中的蒜瓣），也毫不费劲地很快剥好。
那次的饺子馅，是连肉皮一起切进去的猪肉，这样的馅也是仅仅吃过这一次。也都是肉发下来，民工自己切碎。不过还是大发口福，一顿干掉了74个——香！解馋！
临走时算了一下伙食帐。义务劳动，伙食费是免交的。但粮票不能少交：按每顿1斤，每天3斤，14天交了42斤粮票。远超一个月的定量标准——记得当时是32斤。
六
民工都是来自双岭公社不同大队，其中没结婚的小伙子只有两个人，一个叫郭焕全的跟我同岁，个子比我略高一些，我们俩特别好。除了干活的时候经常一起搭伴抬筐，还经常在一起聊天打闹。但是无论在工地还是在宿舍，他从来就不是我的对手，没两下子就被我按在下面不能动弹。我后来回到北京以后还跟他有过信件往来，给他寄过毛主席像章。1996年在安徽马鞍山的旅馆里遇到两个献县乡镇企业的人，居然还认识这个郭，得到他的一些消息。
那时的郭焕全一副孩子模样，却是成天叼着个旱烟袋。那时才是1967年的年初，我大约是1969年春节在夏县，才真正学会了抽烟的。所以那时候，我也不会抽他的烟。
在子牙河畔的工地上，真正知道了这些离家的民工更是天天说不完的下流话。在四季青劳动期间虽然也有体会，还是不如这里更猖獗。
跟在四季青劳动时一样，对他们的这些话都是听而不闻，假装不懂，更不可能跟着搭言掺和。以至于有一次晚上我躺下没及时睡着，听到他们讲起了“荤笑话”，里面提到一个对男女之间的事情什么都不懂的大姑娘，居然还说“就跟我们这个小张一样的”。
尽管那时候这方面的知识极度贫乏，但也还不至于傻到那个程度。
七
春节一天天临近了，民工当中人心惶惶，留在工地的人也越来越少。我也非常清楚，民工们基本上都是要回家过年的。我自己也是离家多日，而且按照原来的计划，我也应该是完全没有违背。我定下了自己离开的日子。
那天在工地指挥部算完了伙食账，回到宿舍打好行装，背上背包就又踏上了征程。那条路离子牙河畔的工地不远，那两个没结婚的小伙子远远地看到我，我向他们招招手。看到工地的头向他们说了些什么，大概是允许他俩来送我一程，他俩向我跑过来。
我拔腿就跑——还是别送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何必为我耽误工程呢！直到回头看到他们不再穷追，我再次招手，他俩也招手，我才迈开大步，向着北京的方向前进了。
11月份离开北京，几个月不洗澡，还是到献县之前一两天在德州洗的澡，可是都没染上虱子。仅在子牙河畔的工地上，天天和老乡们住到一起，14天时间已经是满身虱子。
离开工地走了没多远我看到，在我们干活不远的下游，已经开挖了另外一条分流的河道，可以相信那就是分流的子牙新河。从地图上看，那子牙新河的下游，很可能还要流经黄骅入海。
别了，子牙河，别了，沧州的这块土地。在这里，我见识了国家级的海河工程，熟悉了河北平原上的农民，认识了很多农民朋友。在这里留下了足迹，流过了汗水。我怀念着这块土地，怀念着这里的人民。
【注释】相依为伴的两个人，却也能“走散了”。现在说起来很多人会难以理解。
其实整个“长征”路上，走散经过了若干次。那时候，即便是山间小路，整条路上往往还能见到步行串连学生，其中不乏女生。那么如果需要方便，就要离开道路找个稍隐蔽的地方解决。解决完了就增快步伐，力图赶上。可是钟点相近的时候人家往往也一样有“三急”要处理，这样走着走着，如果看不到人，就无法判断同伴是在前面还是在后面。也无法联系，不是现在人人揣着手机。
只是几次走散，晚上到达目的地就又重新会合。如果是过村镇小地方，很容易就到了一起。那次到太原是半夜，也是走散了。不过太原有个总接待站，只要是在那里登记的都能查到，就这么一查一找，就又会合了。
最后一次走散是沿着铁路线，在到郑州的前一天。两个人已经不见面了，我一个人走到傍晚，看到荥阳，觉得离铁路线太远，还要走很多冤枉路，就没有去荥阳，而是继续前进，到了离铁路很近的503厂才停下。503厂是个电解铝厂，到处堆放的是铝锭。住在场部招待所，住宿条件干净整齐。那个同伴很可能住到了荥阳。
按照出发前的约定，每到大城市要停留两三天，一是要休整，二是要实施“革命串连”活动，了解当地的文革形势和发展。我在郑州住在农学院，也去了几个接待站查找，都没有他的登记。到开封还是如此。本以为无论如何兰考这个目的地还是能会合，没想到他提前到，不等我到就先成离开。更没想到他没按计划的路线走，我一路追去，每到一个地方就查找登记，全无踪迹。
直到回了北京遇到他，才告诉我：病了，从衡水坐长途汽车回了北京。为什么不在兰考等我会合？我觉得这应该他主动说的，他却不说。我怕他有什么尴尬的原因也没再追问。
结果2017年他去世了。为什么不在兰考等我会合？就成了一个永久的无头案。
我日后判断他衡水到北京，应该不是最开始的乘车路段，开始应该是在濮阳。
因为我也病了，病在1967年1月14号的晚上。那天很大的风沙，衣服根本不挡风，眼睛里简直就是在和泥。估计他也是那天病了，而且会勉强到达濮阳。
我是不知道什么人发现我有病，夜里给我多压了一床被，第二天早上奇迹般地好了。天气也转好，我就正常上路，继续我的追赶行动。但已经是南辕北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