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人这样的回文:
《師風散記》/李克強
二十年前，也是在這個季節，在當時中國鄉村一塊極貧瘠的土地上，我開始準備參加高考，並由此和北京大學結緣。
在填寫高考志願之前，我曾收到一位邂逅相識的學者的來信。他早年畢業於北大，深以爲那裏藏有知識的金字塔，因而在信中告誡我，要珍惜這十年一遇的機會，把北大作爲唯一的選擇。
當時的我多數時間是和鄉親們一起爲生存而忙碌，幾不敢有奢望。在生存欲和求知欲的交織驅動下，我還是在第一志願欄裏填下了本省一所師範學院的名字――據說在師範院校讀書是不必付飯錢的。
即便如此，我對北大依然存有難以抑制的嚮往，於是又在第二志願的欄裏填下了北大的字樣。大概是因爲北大有優先選擇的權力，她並沒有計較我這近乎不敬的做法，居然錄取了我。
更難預料的是，在以後的日子裏，從修本科，到讀碩士、博士研究生，我竟做了北大近十年的學生。
在這段時間裏，知識以所謂“爆炸”的速度擴展，知識的傳播場所和手段日益多樣化，但我還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通過考試來做北大的學生。
從某種角度說，我來這裏尋覓的不僅僅是知識，亦是爲陶冶一種性情，修養一種學風。
北大的性情、學風，或者說是北大的精神，在北大的先生們身上表現得尤爲典型。
記得我初留北大工作時，去參加校外的一次會議，住在西苑飯店，並和季羨林先生同住一室。季先生參加會議的態度很認真，不論大會小會，他總是準時參加，而且正襟危坐。
會上發言人離題的事常有發生，這時，季先生便用手指在大腿部不停地滑動。我抑制不住好奇，問季先生在做什麽，季先生答道，這個時間可以用來複習外語單詞。
我想，季先生大概是在回憶他所研究的死文字。他顯然是不願意讓看似零散的時間閑置。
當時我正翻譯一部英國的法律專著，英國的法律著作中常有一些古詞語，既難懂且難譯。我遇有一詞，實在弄不通，隻好打擾季先生，請他釋難。季先生當即作了回答，但同時又說，你可以先這樣譯。我一時還不理解他說的“先”字是什麽意思。
第二天返回後，他又向我說明瞭這個詞的來由，有幾種含義，解釋得近乎詳盡。
顯然，季先生當晚認真地查閱了這個詞。也許，季先生並不是一定要向我傳授某種知識，他的所做所爲，實質上是在詮釋著“我愛我師，我更愛真理”的含義。
執著地追求真知，以平常心態對待學術之爭、相左之見；崇尚真理而不圖虛名，不注重所謂的體面與尊嚴，是北大的許多先生們所表現的一種精神，由這種精神修養成爲一種性情，就有了爲尊者不驕，待愚者不矜的風範。
我在讀本科的時候，30年代曾留學英國的龔祥瑞先生向我們講授英美法律課程。7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正開始湧動著新技術革命的浪潮，並且向社會領域侵襲，計算機也在與法律聯姻。
龔先生認爲有必要向國內介紹這種動向，於是便草擬了一篇文章。但他同時又以爲，他的學生們，作爲面向未來的一代，應該對此有更濃的興趣。因此，他把文稿交給了我，並要求我作補充乃至刪改。
大概是因爲我當時還年輕，更因爲我常受先生們那種尋常心態的感染，竟然毫無顧忌地按龔先生的要求做了，而且是以平常心交還給他。龔先生收到修改稿後當即認可，並把我和他的名字並列在一起拿到一家法學雜志去發表。當時的法學雜志種類還很少，可以推測，編輯部之所以願意很快發表這篇文章，主要是因爲署有龔先生的名字。
在北大，學生與先生所具有的某種平等關系，是基於對知識的尊重，對真理的崇尚。面對知識與真理，無所謂個人的體面和尊嚴，這也可以說是一種師道。但這並不意味著教不嚴，相反，正基於此，先生要求學生掌握的不僅僅是知識本身，更要懂得知識的分量，所求的應是真才實學，而不應是其他，或是虛幻的光環之類。
90年代初，我在職攻讀北大的經濟學博士學位。當時北大對在職和在校攻讀博士學位的學生幾乎同樣要求，尤其是在公共課方面，考試頻頻，即使是脫産學習，也已不輕松。而我邊工作邊攻讀，又不停地應付考試，以緻於疲勞過度，曾大病一場。
對此，學校的政策是，可以延期，但不能免除考試，而這些考試恰恰是最需費力準備的。我隻好在大病初愈後，再和許多比我小十歲之多的“同窗”們一起去應考。我也由此感受到，先生給學生們的機遇和挑戰都是均等的。
當我寫完博士論文，自覺尚可後，便請厲以甯先生準予進入答辯程式。厲先生當即開出了一張評審人員的名單。按照規定，隻要有十幾位具有高級職稱的人員參加評審即可。但厲先生開出的這張名單中的人卻都是國內經濟學界的大家，甚至可以稱爲權威性人物。
厲先生說，這些人所看重的隻是論文本身的分量，而不會在意論文的表面或其他與學術無關的東西，這樣做對你有益，可使你的論文得到真實的評價，經得起各種檢驗。
就因爲這張名單，我把論文又一次修改，將答辯的日期推遲了半年之久。我由此亦體會到，教之嚴同樣是基於對知識的尊重和對真理的崇尚。
2023年10月27日淩晨，中國前總理李克強在上海休養期間突發心臟病去世，享年68歲。
噩耗傳遍大江南北，舉國哀之，爲之感到悲痛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