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老忠应该知道
我也知道的。
文革十年，没有大学招生。因此知青里，还真有不少人物。张艺谋是知青，他就是奇才。知青中，奇才怪才甚至邪才层出，才是正常的。
据我所知，72-76年，中国各地涌现很多所谓的农民诗，农民画，其作者，一大半是知青弄的。我经历过的“西湖农民画”（西湖是指西汊湖，不是杭州西湖），就是以知青为主整出来的。
除了能说出名堂的大才，机灵鬼也蛮多的。帮老乡修个收音机，在小河上架座桥，把人力敲打的油榨改成用镰刀把粗的大螺杆拧压。。。
当然，在知青群里，往大处看，还是混日子，浑浑噩噩的多。
鼎鼎大名孙立哲，清华附中的，离我们北航附中不远。胆子也太大了，啥都不懂就敢下刀子开膛破肚。人命关天，可不是闹着玩的。
不过他老爸因他得计了。也是清华的教授，当时挨整的对象。结果孙立哲上了人民日报，清华也不继续整他。
我们大队也有一个知青，其实也挺有勇气。虽然没有孙立哲那么大风险我也挺佩服。是家传中医，号脉开方全都在行。“赤脚医生”不是什么人都能捞上的，他出身到底算什么？我不清楚，反正绝对不会让他当赤脚医生。
他还是天天下地务农，农余时间专看妇科病。你想，一个未婚男青年看妇科病，是不是很奇怪？难免有“耍流氓”的嫌疑。他还真是担着风险。好在就是中医号脉，顶多隔着衣服按按肚子。
不过仅仅一两年，他在那一带看妇科病远近闻名。大队保健站不会看妇科病，当地的妇科病专科就他一个人。
这人后来上了运城卫校，回到北京以后也开了一个诊所，就用自己的名字，而且开在西苑中医医院附近的立交桥下面。可是去了找不到他，他雇人干，自己去钓鱼。老行当妇科专科也不管了。
见到他，他说是有人来“踢馆”，让他一号脉就说出病因、身体状况。但也不敢总守着等人来踢，谁都难免出差错被人抓住把柄。
我在农村的想法，大概是洗脑比较彻底。县里需要稿宣传，演出、写稿，全都拒绝不去。1974年大队学校音乐课的老师因故不能来，我被临时请去代了一次音乐课，用的是我自己的手风琴。大队学校连个琴都没有。学生非常欢迎。校长也找我，希望我来学校任教。
我还是婉拒了。我倒不怕“误人子弟”，我的基础知识还是很充足的，高三担任物理科代表，数学物理始终就是尖子学生。不过我一旦去了学校，担子肯定更重，除了英文，没有我教不了的课。
当时大队党支部策划让我当生产队长，也不打愿意放我去学校。我的观念还是“踏踏实实种几年地”，“三大革命”还要坚持。出身知识分子家庭，还当知识分子？就不能改一改？
不过后来也没当队长——那也是个费力不讨好的差事。我去后山水利工地开山放炮去了。最大的好处是有后勤。我们知青点就剩下两个人，另一个去学校教英文了，我实际上是一个人下地，回家还要自己做饭，繁琐的一套事情。可是到工地不一样，工地有后勤，吃饭磨面拾柴之类杂事全免。而且做饭的大师傅、食堂管理员，都是一样的民工，人家回自己生产队记工，不需要吃饭的人摊工分。
到那时候我才体会到，有后勤实际上是一种无形的收入。
你要是干了生产队长，有了那个经历，现在大概也跟主席一样，在中央某个一官半职的了。 
要进中央，首先要有背景。正部级以上没有没背景的。
我弟弟倒是当过队长，还是该干嘛干嘛，没有背景，只能是队长。
还有一个也是我弟弟他们绛县，也是101中的，当队长真把粮食产量搞上去了。和我一起开过知青代表会，大会发言是要搞好社会主义“大农业”。
后来听我弟弟说，他其实是胆子大，把生产队库房里的粮食拿到集市上去卖，再买下化肥，增产了粮食。
第一这是不合法的。说不出违法是第几条，但我当队里保管员的时候就被告诫：库房里很多粮食是上级让储存的“战备粮”，不能动，等于是替国家保管着的。我稍微灵活了一些，认为仅仅是数量不能动，完全不动在库房里也会有自然损耗。所以每年按数更新。
其次他一定要有卖化肥的渠道——其实也不合法。那时候化肥产量有限，根本不是有钱就能买到。还要有关系，有门路。
所以他所谓的“大农业”也有其局限性，并非谁都可以照着那么干的。
我其实也有我当队长的设想，我打算试验推后一个节气播种冬小麦。山下是白露种麦，那里纬度和北京不同，北京地区都是秋分种麦。山上的平均气温其实和北京很接近，而且每年开春小麦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春冻，都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失。迟一个节气，返青就会相应推迟，就能躲过春冻。如果成功，下一年就全面推广。
再就是三级种子田必须开展起来，一定要有适合当地的品种，我们从最初的穗选开始，从最瘠薄的土地选穗，在最肥沃的土地育种。最瘠薄土地上能长得好的麦穗，很可能是日光辐射下的基因突变。
这也是从报章杂志上看来、学来的。当时介绍的一位水稻专家叫陈永康，和永贵差一个字，就是到处踅摸突变出来的好稻子，居然被他发现了一株，后来培养成新品种，他自命名“老来青”。
我可是受过完整的中学教育，和那位六九届不在一个档次。当然人家有背景，插队务农啥都不耽误：党也入了，基层也下了，掌权以后文凭算个啥？只有搞科技的人是被耽误的，也确实出现过科技人员的一个“断层”。
知青这一代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最后一届知青也已经过了65岁了，都该退休了。
在最高领导层中（国级、正部级以上）还有一些老知青，中下层的还有一些人在教育，技术行业中挑大梁。除此之外，应该没有仍在工作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