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明确，如今的联产承包不是单干，土地仍然是公有。
单干则是土地私有。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土地公有不过是一瞬。
五千年的单干，大禹也治水了，李冰也筑都江堰了，秦始皇也修长城了，隋炀帝也凿运河了。我们单干的祖先，养育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创造出灿烂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也被称为“农耕文化”，也可以解释成单干的文化。
古诗中：
鹅湖山下稻梁肥，豚栅鸡栖半掩扉。
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是在饿肚子了吗？
北宋的清明上河图中，都能看到一派繁荣景象。五千年的历程，灾荒有，战乱有，但必定是以盛世为主。贫富自然不管什么时代都有，哲学上说“相对立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路有冻死骨”的同时，就有“朱门酒肉臭”。不是灾荒不是战乱，哪里会有全都挨饿的事情！
我们没有经历过单干时期，缺少直接切身的体会。古代当然没有，近代却也没有。但是从留下的歌曲中可见端倪。
“清早船儿去撒网，晚上归来鱼满仓”“四处野鸭和菱藕，秋收万担稻谷香，人人都说天堂美，怎比我洪湖鱼米乡。”这不是人民公社，是苏区。是“打土豪，分田地”，分田单干的苏区。
“二月里来哟好春光，家家户户种田忙”。这是边区，唱的还是单干。
《黄河大合唱》“开河渠筑堤防，河东千里成平壤，麦苗肥豆花儿香，男女老少喜洋洋”。不但不是人民公社，还是国统区。不过歌还是陕北边区编的，不糊弄人。
《沙家浜》“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全凭着劳动人民一双手，画出了锦绣江南鱼米乡”。是“八一三，日寇在上海打了仗”以后，日伪统治的沦陷区。
从“哪怕白匪逞凶狂，苏区人民坚如刚”，到抗战期间，无论边区还是蒋管区、汪管区，居然都是一番美景。不用问，全都是单干。而且全都来自正面宣传。
很多人甚至不知道，1949年全国土改，还是土地私有的单干。而且是把地主兼并的大片土地分成了小块。单干不一定就是解放前，解放前的单干也不一定就是国民党。有人说单干是什么“先烈的血白流了”，纯粹无知到极点的一派胡言。
还有人自以为是地以为，单干会造成农具和牲畜短缺，地就无法种植。实际上无论什么时期，农户之间的互助协作从来就是自发存在。即便集体化期间的自留地也是相互关心，根本没有那些自私的无知者们拍脑门的想当然。
更有一些想当然，不顾农村已经实现的小型农机高度的机械化，异想天开地以为只有大片土地才有机械化。甚至搬回五十年代老毛子为推销他傻大黑粗农机而编出一套糊弄中国人的“理论”。到现在了，还能糊弄谁？
近代单干时期，从抗战到五十年代中期农业合作化，中国人口从四亿增长到六亿，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解放初期单干的几年，人口增长的同时人均粮食水平也逐年增长。有统计数据为证，五十年代中期的人均粮食水平，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才追回。
单干有什么好处没有切身体会，但所有单干坏处之论，统统站不住脚。
统计数据请百度“粮食产量，人口和人均粮食量总览(1949-2016年)”
你可能只說對了一半，確切地說，“大生產”和“所有制”在某種完備社會體系下，可能只是一種可以由社會機制來協調的關係，并不是你死我活的。
有兩件事必須分開說：一是所有制，個人所有，集體所有，國家所有；
另外一個是生產方式，個體生產叫“單幹”，與之對應的是社會化大生產。
單幹肯定對抗不了社會化大生產，這個不是毛澤東說的，也不是馬克思最早說。我讀研的時候，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是兩門必修課，其中有一本書是必讀書：亞當史密斯在1776年發表的《國富論》，讀了這一本書，就會知道，單幹肯定是幹不過社會化大生產的。
社會化大生產的優勢毫無疑問，（上班，到辦公室了）至於所有制的問題倒是值得商榷的。比如英國工業哥面前的圈地養羊，在私人所有制沒有發生根本改變的情況下，實現了工業革命，達成了社會化大生產。中國的分田地，集體化到如今，強調土地終究歸於國家，對於今天的大規模基建，是有好處的。
說到底，40年代末50年代初對富人的財富褫奪分配給窮人後來強制性地進入集體化（人民公社），的確沒有多少正當性在其中（老蔣在台灣的土地改革是贖買，老共在大陸是褫奪，就人性說來，後者太過於殘酷）。因為就財富這一塊說來，事實上是，剝奪了已有的富人，發展到今天以後，換了另一撥富人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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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地也和攝影一下。我70年代後期開始學識攝影，那時候，不經過幾年好好的學習，真的是用不好相機的。
僅僅十年的功夫，80年代末就不同了，日本鬼子普及了傻瓜機拍照模式，只要你隨便框一塊，拍出來的照片就差不到哪兒去。
現在的人過智能發展很快，很多原來需要機巧才能做好的事，現在普通人都能做到了。
種田也是這樣，有領頭人，有專業團隊觀察策劃，普通農家跟著走就行，好事。
我的文中没有一句话否定生产的集约化和社会化。我是在批评当今网上把单干说得一无是处，为此数典忘祖。
公社化的本质在于“政社合一”，“小并大”不过是表面形式，高级社已经是集体化。公社化和集体化并不完全是一回事。“铁打的大队流水的社”，公务员以行政方式指挥农业生产，只图自己晋升，不顾农民的长远和根本利益，这是制约农业，祸害农民的政策。我在农村的时候就认为：要搞科学种田就应该单干。思想来源主要就是公社领导对生产队规划的干预和破坏。
中国古代人民的灾难，主要来自自然灾害和外敌入侵。那些筑水利设施，修边关长城等手段，无一不是对抗这两方面的威胁。灾难和单干八竿子打不着。
至于农民起义，无论古代还是近代，没有任何一次是对单干不满，也没有任何一次是要改变单干。打土豪是要“分田地”，解放区单干，解放后土改，还是单干。有些人连这个过程都不了解就乱发议论。
应该提倡的是集约化，不是集体化。集约化与所有制不矛盾。
有關係的。俗話說了：小船好調頭，大船好衝浪。各有各的好處。
在一個成熟，平和的社會裡，大船小船都要有，社會才會和諧。
在一個比較亂的市場中，大小經濟實體混雜，弊病蠻多的。大公司的傾軋，小公司之間明爭暗鬥，蠻可怕的。
1949年之後，大陸的大小鬥爭不斷，普通人或多或少都有擔驚受怕的感覺。我們不大可能把那二十多年稱之為成熟平和的社會階段，因為亂所以很難有平靜的生活。
所以那個時候，不管是誰，生活都不容易。那時候社會的生產率低下，靠原始的農作方式各家自己努力效益上不比公社差是肯定的，但如果大家都跑單幫似的單幹到今天，絕無可能有今天的繁榮。
再多說兩句。老忠，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也能猜得出大概有過的，所引起的爭執。
我們在和別人辯論的時候，需要先做一個功課：一個公共詞彙，我們要從別人怎樣理解那個詞彙作為起點，即使公眾對詞彙的理解或許有誤，我們還是要從別人的理解作為基礎。
心急吃不了熱豆腐，分歧太多的時候，檢查一下自己的解答方式，用人家能接受的方式和別人溝通，可能效果更好一些。
有些是估计，有些是理论。当然不能说没有根据。
统计数据明显看到，并非“不比公社差”，而是好很多。
我更看重几代人的切身体会，更相信的是我这些年回村看到的实情。单干不是跑单帮，发展到今天，和劳务市场的开放关系密切。解放初期也没有严格的户口政策，我高中时常去的同学家在农村，他父亲成分是“城市贫民”，也就是解放后才从城市移民到农村，此前在北京城摇煤球。可以设想也会有农村人跑到城市，劳务市场相对自由。这是当时的真实状况。
还有一件事情。我大伯的遗孀（我叫“大妈”），土改时划了地主，解放后仅凭给人缝缝补补吃饭。我爸爸看她孤身一人很可怜，把她从村里接到北京。1955年，也报上了户口。可见那时候城乡户口的管制还不算严，更不强调“阶级”。
好在1959年大妈突发脑溢血去世，如果活到文革，又会是一番凄惨。
這個我倒是很清楚的。在1959年底之前，城市戶口管制並不嚴格，鄉下人到城裡定居并報上戶口可能有點困難但不是不可能，至少武漢差不多是這樣。
1959年底，經濟開始困難。我那時才幾歲，但聽大人議論鄉下已經開始鬧饑荒。1960年夏天，街上乞討的人明顯地增加，城裡人有戶口，是有一定的糧食供給保障的。50年代中期開始發行的糧票，原來還有一些鬆動，比如說可以在小市場上買到鄉下人賣的糧食，稍為貴一點就是了，而1960年開始，就不可能在市場上買得到不用糧票的糧食，因此60年之後，城市戶口才真正地管制嚴格了。
不管怎麼說吧，50年代最後的幾年，60在加上70年代的前大部分年頭，鄉下整體上是在瞎折騰。
我家对门一个老太太，文革被揭发“地主婆”，剃了阴阳头赶回老家。当时的形势，老家谁也不敢收留，最终跳河自尽了。
我大妈要是还在，十有八九也是这么个过程。人家一个孤老太太，非要逼着走绝路，还能让人家说什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