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之行

1--初衷
“迎着晨风迎着阳光,跨山过水到边疆。伟大祖国天高地广,中华儿女志在四方。”
这首歌早在文革前就鼓舞着大家投身边疆。当然更有那首《边疆处处赛江南》,真是把大批上海知青给糊弄傻了。
1968年秋天,早在四月份就报名插队内蒙的我,因“政审”通不过,不但“第一个报名”被别人顶替,连提都不提,似乎我就没有报名这码事。问问这是怎麽回事?答复是“名额有限”。怪事!“有限”就正好“限”到头一个报名的?亏这号人说得出口!当然,最後的结果是,必须等到“名额无限”的时候才有我的份。这是後话。
我从来没指望那个地方“赛江南”,早去的同学来信说,那里冬天在零下四十多度,蒙古包里除了没有风,和外面的温度没什麽差别。睡觉前要把衣服放进被窝,否则第二天早上那衣服象铁片一样凉得不能穿。每天早上看到,一层棉被子外面再裹一层皮被,睡觉的人脑袋深深地缩在里面,被窝口上一圈都是白霜。
那时的青年,谁不想为国效忠?不能当兵,也去边疆,真有战事,必定端枪。更何况,在老同学发赴内蒙时赠辞曰:“酒醇醇兮口热心凉,路迢迢兮草多人荒,可汗巍巍兮祖起孙降,知青雄雄兮收我故乡。”对于外蒙的“收复失地”,大家始终耿耿于怀,尤有甚者云:“莫道失地千里远,更远还有莫斯科。”
所以,环境再恶劣,挡不住这番意志。什麽“晨风”“阳光”,什麽“边疆赛江南”,统统使不上。这就是我要去内蒙的初衷。

2--出发
学校不让去,那就自己去。当初要去坐车串联的时候红卫兵就不让去,结果在1966--1967的“步行串联”中徒步走了五千华里。有这番经历和经验,谁能挡得住!
上路是要“盘缠”的,父母那时都住在“牛棚”,每月只发生活费,九岁的小弟弟每天也只能得到由我分配的一毛零花钱去买冰棍。可是“天无绝人之路”,恰好有个父母的老朋友还钱,得了50元“外财”。留下25元,让十叁岁的妹妹当家,哥哥拿着那25元出去闯天下了(在丰台还有个大哥,偶尔可以回来照看)。
这麽点儿钱,明摆着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这也是抱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
学校对这样的行动不支持,连介绍信都不给开。反正不是“黑人”,不给开介绍信也要去!为了能在必要时拿出身份证明,向学校假报丢失了学生证,补开了一个新的--新学生证上不仅盖老的钢印,还加盖“革委会”的红章,这样更显出一种理直气壮的“货真价实”。补学生证这手儿的目的,明告诉管事的老师,他也没什麽折。
好,“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使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射天山”。没说的,出发!

3--上路
有手里这二十五元“盘缠”,必须充分利用。所以,路程的时间太长也吃不消,不能采用全程步行的方式,步行仅仅是不得已而为之时才用的。九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从北京的永定门火车站上了车。慢车一夜时间到了张家口。
1968年的张家口,和我1995年再次去时可大不一样。这里没什麽高楼。其实那时候北京所谓的“高楼”也不过四、五层的而已,七十年代初新华社盖的八层楼,还象一扇墙似的那麽显眼,後来广播事业局盖了12层楼,简直就是鹤立鸡群了。尽管它们现在早淹没在林立的高楼之中了。而张家口那年头,也就有个把二层楼而已。我一路步行,从火车站直奔长途汽车站。路上所见单位、工厂门口挂的牌子,那字远没有我写的好呢。
长途汽车一开,我发现坐在前面的两个北京口音的小伙子,居然和我一路,不但也是去锡林郭勒盟,而且也是去东乌珠穆沁旗。然而直至我到了目的地後才知道,原来这两个十九中的小子,和我要去的还是同一个公社的同一个大队。事情虽然就是这麽凑巧,但我没和他们结伴,我知道仅自己身边这点儿“盘缠”,是明摆着要沾人家光的。
可能也正因为没有和他们结伴,我最後能到,而他们俩却被堵截在了半路。
不过在和他们分开以前,他们可比我要顺利得多。

4--小镇上的盲流
我的行装和1966年底步行串联时一样:一条棉被打成背包,背包带上别着备用的胶鞋和一把小铁锹--我不是来旅游,是来干活的。不过这个背包在上车前就被送到车顶,还要起个“行李票”。
长途汽车离开张家口没多远就开始“过坝”,其实就是爬山。但不象从石太铁路哪样上了山接着还是一重一重的山,这里上了山就是平坦的内蒙古高原,也就是所谓的“坝後”。
汽车经过张北时我下来看了看。刚刚九月中旬,北京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但张北居然飘起了雪花。古诗中说到“胡天八月即飞雪”,并无半点儿夸张。
快到傍晚时分,长途汽车到了终点站--宝昌,也叫太仆寺旗。下车的人们急着买下一段的汽车票--长途汽车没有通票,只能一段段买。我因取行李排了个最後。好不容易到了窗口,里面哪个凶巴巴的婆娘把钱扔出来:“去锡林浩特方向的票没有介绍信一律不卖。”
只好先住下再说。买了票的人们已经涌向可数的几个旅馆和大车店。为省钱,我也很想住大车店。但问题来了,没有介绍信人家不接待。
被拒绝接待後的我,毫无办法地坐在背包上--那时还没学会抽烟,要是在两年後,非得下去它半盒烟不可。
有个同车来的好心人住下後出来打水,劝我说:“小伙子,别光在这里耗着,趁天还没黑,上别的店去看看呀!”
我一想也是,这里已经声明不接待,再让人改口也不大容易。出了大车店,遇到了十九中那两个小子。他们不象我,要等着从车顶取行李,所以虽然买票和我一样受阻,但随着大拨却混着在旅馆登了记,没亮介绍信也住下了。
我忽然想到,步行串联时住过火车站,这里没火车,但长途汽车站也可以试一试。于是又回到下车的出站候车室,在那里假模假样地抄写车次时刻表。
那个凶巴巴的婆娘拿着个笤帚疙瘩又出现了:“出去了!出去了!我们这儿该下班锁门了。”这才注意到,候车室里早就只剩了我一个人。
前脚出了车站,後面门就砰地关严锁好,“阶级斗争观念”还真是够强的!
天开始黑了,这个荒凉的小镇连个路灯也没有。长这麽大,头一次在这麽个陌生的地方这样地孤立无援。世界一下子变得如此冷漠,不由人想起了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

5--沮丧
背起背包,沿街走去,路旁房屋不大的窗户闪着昏黄的电灯光。但发现有一家较大的窗户是白色的日光灯,我向这家走去。原来这里是旗招待所。接待室里只有一个年轻的女服务员(那时都叫“服务员”),隔着窗户向我招手。我终于想到,对于年轻小伙子来说,年轻女服务员应该是最好说话的。
果然,我把情况一说,她看了看我的学生证,说还要等所长回来,不过没问题。哇!原来男人也可以用“美人计”。就这样,一夜本该一元,我自带被子,能省五毛。可是大车店才两毛。不过总算有地方“下榻”了。
回想起来,那时候真够没情没义的,住下以後每次再见到那个年轻女服务员,只是点一下头而已,怪不得後来直到29岁还连个女朋友都混不上。
下面的问题是吃饭,带的全国通用粮票也是有限的。我那时的饭量很大,因此采取的办法是每天一顿,一顿一斤。尽量吃包子。这样,伙食开销可限制在一元以内。
一出全程的车票大约要15元,剩下才是住宿和吃饭的钱。没管过柴米帐的不知道,25元,那年头要是用来零花虽然是个大数,用来过日子也比一个人的月生活费多5元,可要是用来出远门,衣食住行全在内,那可就……
第二天一早,就又跑到长途汽车站,想说点好话把票糊弄下来。但在门口就碰到了十九中那两个小子,他们垂头丧气,其中一个似乎有些眼泪汪汪:“咱们北京人怎麽这麽不受欢迎?”显然今非昔比,这早就不是两年前大串联的时候了。
还用问吗?肯定是那个凶巴巴的婆娘把他俩轰出来了。
我就不用进站了,直接跑到旗“安办”(最初不叫“知青办”,而叫“安置办公室”,简称“安办”),希望得到对“知青”“支边”的支持。由于去得太早,旗革委会还没什麽人,转一圈回来,看到安办有一个刚来上班的成年人在扫地,他的答复是:我们的任务是安置本旗的知青,外地知青不归我们管,有要求请到锡林郭勒盟安办去提。
完了!本来就因为去不了锡林郭勒盟才来这里讨个办法,他似乎是说:想开门吗?先去门里面拿钥匙!
离开旗革委会时注意到,很多墙上张贴着布告,提到九月十五日後进入草原防火期,外出人员要经过防火教育後发给防火证,车站旅馆在检查旅客介绍信的同时还必须检查防火证,对未持防火证人员如何如何处理等等。
看看!什麽都赶上了。
下午,用随身带的明信片给北京的妹妹发了信,说阻力很大,没准要打道回府。

6--拼了!
第三天早上,还是奔了长途汽车站妄图找到突破口。就看到十九中那两个小子等在一辆卡车的後面,那卡车一发动,就把随身的大衣放上去,但不撒手。卡车一熄火,他俩就又赶紧把大衣扯下来。终于,卡车起步了,他俩便翻身而上,在车上还冲我摆摆手:“哥儿们!就这麽扒车没错!”
看来这似乎是唯一的路了。当时我真後悔没事先退了招待所的铺位并带上行李,那不就和他们一起走了吗?
不过我毕竟是老高三,要比他们想得复杂些。首先应该弄明白,扒的车是不是去锡盟?要是错上了车岂不是“南辕北辙”;其次,如何上车?象他们那样等在後面,你知道它什麽时候开车?要是明早才开不就惨了!
这一天的上午我不干别的,拿上一张纸在路边统计往来的卡车牌照,我知道,这号码是有其规律的。统计了几十辆车後便可准确地估计到锡林郭勒车牌的前若干位号码。
再就是地形,从长途汽车站门前往北不远有座桥,汽车过桥都要减速。只要看车牌子是锡盟的车,而且向北开,应该就是往锡盟方向去,这个减速的小桥就是扒上去的最佳位置。
全侦察好了,我提前结了招待所的帐。该死!在这里耽误了三天,有这时间,就是凭两条腿也差不多能从北京走到这里,车钱也都可省下。只要天一亮,就该按计划付诸行动了。
果然,一切正常,看准了一辆牌号合适的北向车,趁其减速时顶着尘土追上去,背包往上一甩,凭着学校体操队员特有的矫健身手,利利索索地爬上去。
然而事情远没有那麽一帆风顺。
卡车刚刚开出小镇,从後面追上了一辆刚开出站的客车,把卡车截住。我没注意後面的车,所以我的行动被後面的客车看了个一清二楚--还是太嫩!
车一停,没等人叫我或揪我,我自觉地拿上自己的东西跳了下来。反正没偷没抢,也不用跑,看看拿我该如何发落!

7--征途
那卡车司机仅仅开门下来看了一眼,什麽也没说就又开上车走了。只是那客车的售票员--一个毛碴胡子大汉,可不是李素丽的形象,但那模样显然也是个“立场坚定”的老党员,就是他不依不饶,一炮接一炮,一环追一环:“为什麽这麽干!”“为什麽不买票!”“为什麽不开介绍信!”“为什麽学校不支持!”“为什麽最初就不批准!”问得我烦起来,放下背包坐在上面,终于用不屑的口气反问了一句:“你管得着吗?”
那客车司机本来颇有同情心,想让我上车了,但这售票员却下了狠口:“我管不着?管不着别的,就能管着不让你上车!”
“谁想上你那破车啦?”我还是不服。
客车关上门,开走了。嘻!“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不过这两下子!
我背起包,他开车走,我开步走。当然不是往回--“好马不吃回头草”嘛,回去还会有人接待我吗?--而是朝着尘埃渐散的方向前进。别以为我没见过这阵势,你能开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事实证明,自以为经过一年多以前步行串联、五千里“长征”的我,没有估计到这里的情况。那时候,一天走个百二、百三的不在话下,甚至有一天,从河南兰考北边的堌阳走到山东的菏泽,没吃没喝就出发,一路还是水米不打牙,127里地走完了才吃饭喝水--有些类似气功的“辟谷”。
但那是在什麽季节、什麽地方?这回可是完全不一样。
这里是内蒙古草原,路不是人走出来的,而是车压出来的。过的车多了便成了路,而且不是唯一的一条路,左一条、右两条,大方向一致,不平行,有时还交叉。这样的路,开车并无大碍,走路可就有些傻眼。走路和开车不一样,开车怕的是弯急坡陡,走路却只讲究短距离--这里无法选择短距离。
沿着华北平原的公路,三里一村、五里一店,即便不停不歇不吃喝,也能问个路,至少可以知道离前方的目的地有多远,走着也有盼头。这条路,则是几十里地过去,无村无人,偶尔过辆汽车,算是能看到的一点点生气。
提前没有作这样的准备,没背上干粮和水。那次“辟谷”是在元月十三号,三九中却恰逢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而这儿虽说有八月雪,白天的太阳一出来,还是满可以光着膀子呢。干渴,比疲劳来得快多了,但是没有地方可以提供援助,哪怕你肯出钱。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在路旁拾到了几个卡车上掉下来的土豆。用手擦擦土,生着就啃--白薯不是就可以这样吃吗?无论如何这是淀粉,有它,人就不会倒。
只有经过了才知道,这东西不是白薯,生吃多了是要肚子疼的。
水呢?天生的属骆驼,不说“从来”,也是“极少”喝水(要不现在这样蔫蔫巴巴!看到别人那麽水凌儿,简直羡慕极了)。生土豆里不是也含水份吗?反正这一天就这麽克服过去了。
就这样,一天坚持走到接近哈巴嘎的一个公社,天色已暗,它又恰在路旁,就投奔了这里。

8--雪封那日图
该死!连那个公社叫什麽都记不得了。反正有几间房子,里面有两个人,虽然是蒙族人,但当干部的还是汉话流利。在这里还是以学生证做为身份证明,连吃带住都解决了。最大的收获是,他们告诉我,在这个公社门前不远的路边就可以上长途汽车,而且是先上车後买票。
次日清晨,就这样招手上车了。车上买票,什麽证明、介绍信之类都没人过问了。这以後我才真正明白,其实这些规定和要求都是京剧《苏三起解》中的那句台词:“朝廷的王法--瞒上不瞒下”。
一路上,总是会有招手上车和半路下车的,长途汽车,特别是这草原上的长途汽车,不可能不这样服务。在这以後,凡是遇到“不卖票”的情况,均是以“先上车”来对付,无论汽车还是火车,在这一年後的1969年国庆20周年控制进京,我却偏要闯进北京给别人看看,就是因为有了这次的经验。
在宝昌困了三天,赌着一口气步行了一天,其实就是这麽容易解决的一件事。
宝昌到锡盟,汽车要走两天,当中一站是那日图。在车上认识了一个也是来自北京的朋友,在他的“掩护”下,大群人哄着登记,什麽信啦证啦都没看,就混着住进那日图旅馆。
然而祸不单行,第二天却下起了大雪--这回可不是飘雪花,而是真正的胡天八月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梨花开有什麽用?汽车却因此不开了——路滑、危险。出公差的无所谓,而私人旅行的全都叫苦不迭,可是谁知道,这里最苦的是我呀!

9--锡林浩特之夜
我只能是照老章程,一天一顿,一顿一斤。而且每到吃饭时间就要躲出去,别等住同室的旅伴来和我瞎客气。
那雪扬扬洒洒地下了半天,下午总算停了。不少的旅客去司机那儿“请愿”,但司机有自己的大主意,谁爱说啥说啥。
还算不错,雪停的第二天早上,大家钻进被厚厚冰霜蒙住窗户的客车,又出发了。谢天谢地,终于在下午三点左右,到了锡林浩特。
对这个城市--只好叫它“城市”了,虽然它比张家口还不象城市--没有多深刻的印象,我下了车只知道奔着盟革委会去,门口居然还有当兵的站岗,不过也没难为我,就进去找到了盟安办。
那里也是给我作了一番“工作”,劝我回北京去。用他们的算法,我现有的盘缠,足够坐车到呼和浩特,就可以登上回北京的火车。“那火车上还有什麽买票不买票的?”
就这“国家干部”!就这“谆谆教导”!
原来他们去北京都是非走呼和浩特不可的--长途汽车比火车受罪多了。
还算够意思,给我开了个条盖上章,指定个旅店叫我去住下。
锡林浩特是满街的马车,一个个穿中式黑棉袄的赶车汉子操着蒙语大声地吵架。那些蒙族人见面打招呼统一用的是汉话:“毛主席万寿无疆”。
盟安办介绍我住宿的旅店不远,只要两毛钱就是一夜。那地方,真是无比豪爽:当中一条不足一米宽的通道,两边两条直通通三十米长的大炕,男的女的全在这大炕上横着竖着挤在一起。说老实话,那阵势只要见识过一回,什麽样的大江大河也不会怕它了。
掌灯时分,从外面进来四个北京口音的年轻人,他们居然一眼就认出我也来自北京。这四个人是清华附中的,从东乌旗被堵回来,正在返京途中。他们告诉我在东乌旗中学里有个“小胖子”,待人特别热情,给我画了“小胖子”宿舍的位置图;还向我透露东乌旗哪家肉店价钱最便宜;旗安办哪个家伙最不是东西;……
电灯一灭,打断了我们的闲聊。我打开背包铺好被子钻进去,琢磨着此行一定不能再在东乌旗白耽误时间,在“小胖子”那儿只借宿一夜,尽快上路。
想着想着就睡着了,睡着睡着,就被一个明晃晃的大手电给照醒了。揉揉眼睛坐起来,怕什麽?反正连衣服都没脱--男男女女一大炕,能脱吗?只见来的几条大汉,个个穿军大衣,大红袖章上分明印着“群众专政指挥部”。
什麽叫“群众专政”?那就意味着,可以不讲“政策”。

“干什麽?”
“查夜!把介绍信和防火证都拿出来!”
这满炕的男女,全都在手电的照射下慌慌张张地悉悉索索地翻自己的证件,只有我不翻。甭翻,没有!没什麽可翻的。
终于,大手电又一次照到脸上,大袖章的口气强硬无比:
“你!怎麽回事!”
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到我这里,仿佛真的抓住了“阶级敌人”。

10--“查夜”被搅了
我把来这里的经过一说,大袖章显然很不满意:“那盟安办给你开的条呢?”
“交给接待室了。”
“有收据吗?”
“有。”
他接过收据看了看又问:“盟安办没给你开防火证?”
“没给开。”
他眉头一皱,语调上升:“上面有文件,没有防火证不行!
可不是,这个布告我也看到了,那四个清华附中的还在东乌旗安办开了防火证,我去盟安办就偏偏没动这个脑子。
可是就在这时,大炕上一个手电光没照到的角落有人划着了火柴,火柴亮光中大家看到,一个家伙稳稳当当地趴在被窝里点着了香烟,随即翻过身来脸朝上,吐了个大烟圈,乐乐地看着刚刚发现他的大袖章们。
所有的注意力,从我这里一下子转过去了。
这是个油得不能再油的老牌盲流,他遇到这些情况时的表现,简直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些“群众专政”的大袖章就象他的玩物,根本不把这几个人放在眼里。那些严厉的查问被他用幽默的语言一一化解,不时引起吃吃的笑声,就连大袖章中也有人忍俊不禁。
到底怎麽回答的,我已经记不清,但印象深刻的是最後一个情节:领头的大袖章指着他的防火证横横地说:“怎麽还贴着纸?”
他扔掉烟头,在手电光下把两条光光的胳膊懒懒地收回被窝:“上厕所时候没留神,扯两半了,差点儿没给使了。”
又是一片哄笑。
就这样,一场本该严肃认真的“查夜”,被这个家伙生给搅了。我和其他被查到的三两个人的证件问题也就全都不了了之。
天一亮,我赶到长途汽车站。原来,看证卖票仅仅在宝昌的汽车站,只要过了那一关,别处卖票就只认钱。检票後上了车,我只盼快开车,可别象住店那样“夜长梦多”。

11--旅途风光
旁边一辆车先出发了,我自言自语地说:“怎麽它先走?”坐旁边的一个蒙族打扮的小姑娘问我:“那车是去哪儿的?”我看都没看她就说了句:“我怎麽知道?”
可能就因为这态度,一整天她再也没理过我。29岁没有女朋友实在是罪有应得。
不过也不一定就是这原因,我没必要自作多情。她显然一路在晕车,虽然只吐了一次,但看得出来很难受。那我也没把靠窗户的位子让给她,谁让她“管丈母娘叫大嫂子”似地跟我没话找话!
也许都不是那麽回事,她大概说不了多少汉话。从锡盟往北就接近边疆了,这里已经和外蒙的民风相当接近。锡盟北边达布苏池这一带,地势也比较平坦,蒙族人当中汉话说得好的已不多见,汉人已经很少,蒙族同胞也显得更加骠悍。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的小伙子给汽车让了路後便驱马追汽车,而且没费多大力气就把汽车超了,一溜烟地跑没了影。还有一群黄羊,也像是有意赛跑,拼命地追过汽车,并从汽车前面斜插过去跑掉了。
这里的长途汽车是没有厕所可上的,路上停下休息,约定俗成的规矩是“男左女右”,分别在车的两边自行解决。没手可解的自然也最好下车去,别让人硌应--你看什麽“西洋景”?
其实也看不着什麽,男人都是背朝汽车,虽然离车不过两、三米远就开呲,那也就足够礼貌的了;而女人们则是蒙古袍中褪下裤子先蹲下,把袍子前面一撩、後面一撩,就稳稳当当把问题解决了,离汽车也不过十几米而已。那蒙古袍很肥大,两边不开缝,决不至于“泄露春光”。
真正冷的时候,就连男人解大便也是必须用蒙古袍的,那已经不是什麽害羞的问题,而完全是为了御寒。这让人想起後来在唐山住简易房的时候有人问的玩笑“智力题”:冬天哪儿最暖和?答案是“厕所”。虽然那时都是露天公共厕所,但不管谁上厕所都得先脱裤子。
在蒙语中,“达布苏”是盐,这里的盐池产的盐,供应范围在方圆数百里。在离近盐池的地方,总能看到一队队的拉盐马车,竖着长长的大鞭子在行进。每辆大车都是四匹马,赶车的车老板青一色的打扮:内穿黑棉袄,外披老羊皮大衣,也看不出是什麽民族。
身边陪着个尽管长得不错、只是没有半点儿好气的蒙族姑娘,我却是到这时反而才有心情欣赏旅途风光,但这也仅仅是一天。到了东乌旗已经是傍晚时分,我下了车,直奔旗中学去也。去旗安办没有用,再说也早已经下班了。
有了清华附中那几个小子给的地点,我很顺当地找到了“小胖子”的宿舍,那里住着一群初中小孩。“小胖子”是个汉族人,眉清目秀,只是略微有些胖,称他“胖子”有些夸张。不过确实待人非常热情,又是找吃的喝的,又是找铺的盖的。和这群孩子们扯了扯北京的事,什麽清华、人大、钢院的武斗啦,什麽中学生的“兵痞佛三结合”啦,什麽“小混蛋”被刮刀叉死啦,什麽宁夏十三师的痞子回京报仇啦……总之,把他们都侃得挺高兴。
睡下以後刚有些朦胧,宿舍进来个军训团当兵的。怎麽就那麽倒楣!偏偏又碰上了夜里查号。那帮孩子也太老实,问到有没有外人时就说:“有个北京知识青年,和我们聊了半天了。”
该死!又暴露了目标。

12--三堂会审
当兵的回头走了,没过五分钟就又过来把我叫起,领到一间点着昏暗油灯的小屋。里面一个绿军装当中坐,左右两个黑棉袄,这是由军训团主持、工宣队和革委会参加的三堂会审。我当然只能罚站,门口还守着那个带我来的当兵的--有趣!似乎是大敌当前。
如果不到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感觉到当个“坏人”是有多麽的威风。
我那时虽然还远没有若干年後的“老盲流”功夫,但已经是受了前一天夜里那个“老盲流”强烈熏陶的“新盲流”,经验提不上,但心态的调整已经初见成效。所以,这阵势我不怕,他们却反而有些怕我了。
那军训团的脸有驴的那话儿那般黑,耷拉得也有驴那话儿那麽长,问我的,也无非是“从哪儿来?”“有证件吗?”“怎麽到的这里?”我心里纳闷的是,那几个清华附中的家伙在这里住了一周左右,就没遇到这样的事,怎麽都让我赶上了?
我当然不可能端出他们,更不可能出卖那“小胖子”。而是说,汽车到东乌旗时,机关均已下班,我无人可找,我是个中学生,当然要像串联期间一样来找中学、住中学。来时天黑了,我也没有防火证,所以也没去找学校负责人。
“我们对你的身份表示怀疑!”革委会的开口了,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挺紧。
“我可以跟你们到旗革委会去进一步核实身份。”我这样回答。
那工宣队员站起来,把一只脚踏上椅子说:“革委会?我看把你送群众专政指挥部吧!”
“行啊!走吧!”我只发愁没个落脚之地,管他什麽地方,起码他要管饭--有杀罪,有剐罪,就是没有饿罪。这大概是中国人“以食为天”观念的最大体现,可以百般虐待,就是不能不给饭吃。
这一手没吓唬住我,那叁个人低头合计了一会儿,大概是觉得半夜三更的,派谁送我去都不安全,又豁不出去全数奉陪,最後只得作了一道最狠的决定:卷行李滚出学校,爱去哪儿去哪儿!
走就走,我就不信能冻死在街上!
最後笑着和“小胖子”握了握手,他可是都快哭了。
就这样,背上背包,走到漆黑一片的街上。这才知道了,什麽是“天天难过天天过,处处无家处处家”。

13--仍有归宿
我还能去哪里?东乌旗的路,如果从两边的房子距离算,宽度不在长安街以下,只是这里没有频繁往来的车辆,而且和宝昌一样,连半盏路灯也没有。
想起了宝昌,就想到了内蒙的房子。和内地不一样,这里的房子没有柁,檩子直接搭在隔墙上,而背阴一面都是一条直通通的走廊,这样大概对冬季的保温比较有利。我也记起,在宝昌找安办那天早上,革委会每间屋子都锁着门,但走廊门却是不锁的,因为走廊里什麽都没有。
既然如此,革委会的走廊就成了我的目标--哪怕是在那里坐一夜背包,也总比在露天过夜强。
当时是什麽时间也不知道,因为那年头,戴上手表是一种“奢侈”,估计大约在午夜12点前。不过,革委会居然还有一个房间亮着灯。既然不是偷偷摸摸来的,咱们明人不做暗事,好赖和人家打个招呼,呆在走廊里也算名正言顺。
房间里有两个人在伏案工作,我向其中一个看来年纪大一些的说明了我的情况。说的过程中,电灯熄灭了,两个人都点起了蜡烛。这个地方没有高压送电,电灯都是本单位的小汽油发电机,革委会的供电应该是最久的,但也仅仅限于前半夜。
这位干部还挺有同情心,但也没多说什麽,可能他们的工作还很多。他随便拿张纸写了个字条,让我拿着这个去住旅店,说是无需盖章,那里肯定会接待。
“万一不接待怎麽办?”
他把手一摊:“那你再回来,还不是一样住走廊。”
他没有说错,顺顺当当地就住进了旅店。几年后我才知道,这样的地方真正城镇户口的人本来就没有多少,彼此大约都能叫上名字。所以一个字条比公章还管用。
东乌旗的旅店价钱和锡盟一样:两毛,也是土炕,但远没有锡盟的那麽大、那麽拥挤,而且是单一的男性。没想到,这麽多坎坷之後,居然过了一个难得的踏实安稳之夜。
不过这一夜几乎没怎麽睡,“三堂会审”还在浮现,明天尚且吉凶未卜…

14--蒙混过关
天快亮的时候,和旁边一个旅客聊上了,他是拉盐的大车老板子,汉族人,因病不能和车队一起走,暂住在东乌旗。
天亮後,赶紧收拾行装,按原计划,不在东乌旗耽搁--即便这麽住也实在磨蹭不起,罗锅子上山,前(钱)紧了!
票好买,和锡盟一样只认钱。下一站要去的是新庙,这可是乘车的最後一站了。
排队检票上车时才发现,这个队进行得特别慢,慢得让人无可容忍。别人能沉住气,我可是心急如焚。
耐不住性子,我跑到检票口去看看怎麽回事。只见穿袍子的两个高大蒙族人,正在向检票员用蒙语交涉着什麽。那检票员个不高,从两个大个子当中看过去,他正在检查的是两个蒙族人的边卡证,上面有蒙、汉两种文字,而且贴着照片。
这可怎麽办?这里离近边境,在锡盟听清华附中那四个小子说过,有时候上车要检查边卡证,怎麽偏偏又让我赶上了?
我假装着要问检票员什麽事地往前挤,到跟前时恰好那两个蒙族人也凑近检票员,指着那边卡证在解释什麽。俩大个把个检票员的视线挡得严严实实。我看看自己的位置已经挤过检票口到了里面,一不作二不休,拐过墙角就溜上了车。
嘿嘿!神不知鬼不觉,不但没排队没查证件,连查票都免了。
好不容易陆续上满了乘客,最终也没人注意我。车终于开了,开出了东乌旗。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疾驰。多麽令人鼓舞呀!这关一过,那就是胜利在握啦!
这已是九月三十日的早晨,说不定晚上就能找到老同学,一起开国庆晚会了。离开北京十来天,直到这时才算有了真正的好心情。要不是满车的生面孔,我一定要高声唱起来了:
“八路军打日本真厉害,老百姓慰劳理应该,妇救会来送鞋,穿这个鞋儿跑得快,打得那日本鬼子下了东海。”
这就是我那位内蒙插队的老同学,在我们班联欢会上的一个“保留节目”。他是高干子弟,但踏实肯干,满腹经纶,写得一手好书法、好诗文。而且老实得出奇,因此屡屡被我这样的淘气鬼所捉弄。绝对地不会撒谎,在同学中连偶然开玩笑撒个谎,也会因脸红被马上识破。
当初去内蒙时他老子被康生点名,重点整治,已经戴上手铐关进大狱,他对前途已经不抱什麽幻想。和他在一起,颇有“微斯人,吾谁与归”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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捎带说一句,今非昔比,他从当初的自治区代表出席全国人大,到现在已在农业部当了多年的司长。也很难再见他一面。官做大了,共同语言也少了,怎麽会爱听我这个党外反动分子,说不完的怪话、发不尽的牢骚?虽然在国外我很讨厌听台湾人骂GCD,我自己骂得可比他们厉害多了。“那GCD也是轮得上你们骂的吗!”

15--路在何方
新庙,以这里的一个规模较大的喇嘛庙为地名。东乌旗也有一个喇嘛庙,而且也不小(好象东乌旗又名“喇嘛库仑”)。只记得和北京黄寺不太一样(雍和宫是西藏的喇嘛庙,黄寺就拿不准是不是蒙古喇嘛庙了),远远看去基本色调都是比较白,与其说“金璧辉煌”不如说“银璧辉煌”。但当时实在是没有半点儿旅游参观的心思,後来也再没遇到过机会。
当时的新庙没有个正经车站,就是路边停车而已。一下车,马上打听我要去的公社怎麽走,一听我就傻了:从新庙往南130里地,途经的另一个公社,距下车地方也要80里,而且不通汽车,当地人要去都是骑马。不要说没马,就是有马我也不大会骑,就是骑上也把不准往哪儿走。这大约是上午11点左右,我毫不迟疑,拔腿就走,人们在背後提醒我:“你就这麽走?还不半路喂了狼?”
吓唬小孩子呢!多大啦?还讲什麽《小红帽》和大灰狼的故事?我连头也没有回。
向东方向走出新庙大约五六里,道路出现了一个向东南方向的分岔。怎麽走?这里当然无人可问,只有靠自己来判断。既然目的地的位置是“往南”,那麽选这条岔路一定是越走越近。
在岔路上走了大约十分钟就犹豫了:原来的那条大路的路边有电话线,而这条岔路上却没有。步行串联走在吕梁山山沟里的时候,这是一个重要经验:沿着电话线走,一定会走到有人烟的地方。
再者说,人家告诉要“往南”,这条岔路分明是往东南,未必就对。
这麽一想,就又斜插回原来的路上走。走啊走,走了总有两三个小时,再也没有看到往南去、哪怕是往偏南方向去的路了。刚才那条岔路很可能是应该走的,可是,谁能回答?这里的人口密度远远低于宝昌,有指望吗?
公路经过一个河滩,路旁过来一个马群,那放马的是个解放军战士。早就听说过在渤海边有的部队专种水稻,号称“水稻兵”,在这里却遇到了“牧马兵”。用不着笑话人家,好不容易看见人了,怎麽能放弃这个问路的机会呢?
那当兵的自然不是本地人,说不清我要去的公社位置,但他肯定我走错了路。他指着公路南面的方向让我看,那里远远的有个蒙古包,“你到那里去问路吧!”
那条岔路显然是对的,到这时我才知道,原来还有不通电话的公社。那时政社合一,公社属于一级行政,鬼知道,行政部门居然会没有电话!

16--迷途不返
走回头路是浪费时间,我走向那个蒙古包,要问出一条斜插回那条岔路的方向。离那蒙古包大约两百米,听到前面的狗开始叫唤了,再往前走,一条大黑狗狂叫着迎过来。我已经走投无路,不能被它挡住。我从背包上取下小铁锹,继续前进。那狗看到正面拦不住我,就绕到了我侧面,叫得越发凶狠了。看到它有扑上来的意图,我不得不横着铁锹对着它。它又迂回到我的左後方,我只好象螃蟹那样横着走,看着它一要扑上来,就伸一下铁锹把它吓退,当然它退一步後仍然穷追不舍,而且越来越猖狂地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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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法看行进的方向,也不知道离蒙古包还有多远,只在提防这条大狗的同时注意,脚底下不要被大堆的新鲜牛粪绊倒。就这样,终于出现了一个蒙古打扮的小男孩,用一根竿子帮我打跑了这条凶恶的大狗。蒙古包前,一个身穿紫红色蒙古袍的络腮胡子在等我,伸出手来说:“毛主席万寿无疆!”我握住他伸来的手,也以此话来回答,就算打好了招呼行完了礼。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蒙古包跟前,也是第一次和真正的蒙古族牧民对话。
早就知道,东乌旗靠近外蒙,这里人的语言风俗、生活习惯、性格作风等都和外蒙很相似,会说汉话的不多。不过还算走运,这个蒙族人勉强会说汉话,他手指西南方向,能看到两座小山包,说是路就在那小山旁边。
朝着小山包的方向,穿过了重重的芦苇丛,虽然芦苇丛下面的地方已经干涸,没有水,但也没有路,路还不是人走出来的吗?这样很困难地大约又走了两个小时,总算走出了芦苇丛,离小山包不远,也看到了路。
那麽,是不是这条路?这条路分明还是朝着东南方向。会不会在小山包的那一边,还有一条向正南去的路?那只会说不多汉话的蒙族人不可能告诉得很清楚。
唯一的办法就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登上那小山包一看,没有另一条路,至少是小山包旁边没有。小山包南面,远远地闪现着粼粼波光,显然有个湖泊。
又傻了!
好在就在小山包的西边,还有两个挨着的蒙古包。这时才想起来,早起到现在连口水都没喝!赶紧去那里,连问路带要水喝。
这个的蒙族老乡比上一个显得寒酸,但汉话却说得更好一些。我一口气喝了他两大搪瓷碗的加盐奶茶後,他领我出了蒙古包给我指路。两条恶狗扑上来,他手一挥,轰走了狗。算我走运,过来的时候不知道狗跑到哪里去了,我从里面出来它们才发现我。
他告诉我,不能从小山包这边走,南面的水泡子要骑马才能过去。还要翻回到小山包的那一边,就是我过来的那一边。他还说:天快黑了,你今天走不到了,一定要走,晚上就住到那水泡子附近的蒙古包去吧。

17--草原之夜
“美丽的夜色多沉静,草原上只留下我的琴声,
想给远方的姑娘写封信,可惜没有邮递员来传情。”
这是六十年代初的歌曲,也是民歌经典之一。但我眼前的草原可没有那麽惬意。
翻过小山包,天色渐暗。说是小山包,高度不会低于颐和园的万寿山,否则就不会在二十里外能看到。要不是1966年底步行串联到过山西,说不定还要当做大山呢。沿山下那条路走了没多远,就是一座小桥,桥下流水的上游,就包括我斜插过来的那片芦苇丛,而下游不远,就是那波光粼粼的湖,当地称“水泡子”,蒙语发音是“淖尔”。大约也得有昆明湖那麽大。
又是“万寿山”又是“昆明湖”的,还慈禧太後呢!我可不是来赏景的,眼下的问题是,天黑下来,我的前站在何方?能见度下降,那个蒙族人所说水泡子附近的蒙古包也看不见了。
顺着大道径直走去,从北斗找到北极星,判断出这条路的方向分明还是朝东南,而且不是四十五度的东南,似乎更偏东一些。大方向不对!当时就是这样判断。
前面的路边出现了堆堆火光,走近火光,看到路上停着一大溜马车,原来是拉盐的大车队,在路边燃起了牛粪火做饭。遇到人了,当然还是要问路,但这些人是哲里木盟鲁北县的,也叫扎鲁特旗。基本上都是汉人,但是对这一带的地理也都说不好,只知道走这条路,直奔东南方向能回家。
他们劝我说,天这麽黑了,一个人走又不知道路,实在太危险,不是开玩笑,草原到了冬天,狼就会合群,说你“喂狼”不是吓唬人。
有了白天那几条大狗的威胁,我也没再充大份儿。放下背包,就和他们掺和了,吃的喝的就是他们带的,吃完了也在一起闲聊,最後睡在大车的盐堆上。连腿都伸不直,但还是睡得很沉、很香。
天亮了,大车老板子们找回放到附近草原上吃草的马,套好了大车,迎着晨曦,扬鞭出发了。我认定和他们不是一路,偷偷在盐车上留下些粮票和钱,离开大道,朝着我认为正确的正南方向走去。
我的概念:没有路怕什麽,方向只要对,肯定是越走越近,遇到人再打听好了。
这是1968年十月一日的早上。

18--漫步草原
文革“三忠于四无限”的歌曲中,《各族人民歌唱毛主席》的这一段给我的印象非常深:

幸福的伽耶琴在海兰江边激荡,
热烈的达甫鼓在天山南北敲响,
欢快的芦笛吹奏在槟榔树下,
深情的马头琴回响在内蒙草原上。

倒不是词怎麽样,而是跟着词的曲调风味。体现了作曲者的用心良苦:第一句是朝鲜族,第二句是哈萨克族,第三句是彝族,第四句是蒙族,四句一气呵成,连贯串通,衔接得十分自然。这里最後一句的蒙族风味是呼伦贝尔特色,那里的地势平坦辽阔,风味也随之悠长宽广,《蓝蓝的天上白云飘》是个典型。但锡林郭勒风味则是欢快跳跃,典型曲调是《草原红卫兵来到天安门》,还有那首木琴独奏曲《小骑兵》。因为这里的草原就是波动起伏的。
1968年的“十一”国庆节,我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起伏的锡林郭勒草原。人家在天安门前游行,我在大草原上漫步。
我盼望着能遇到引路人,但就是没有人烟。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开场有一首《高原之歌》,唱词中有“一马平川的戈壁滩”,后来看到的戈壁滩,那还真是一望无垠,不到那里就不知道什麽是“辽阔”。但起伏的锡盟草原则不是这样,走到一个高坡,视野不过两、三公里,可是这两叁公里除了草就是我,什麽都没有。走过这两、三公里才能登上前面的高坡,结果景致和前面几乎没有两样。
就这样,一个坡一个坡地走,终于在一个上坡後,发现远远的低洼处似乎有座人工建筑。总算看到了一线希望。
然而走得越近越看着不像房子,但是已经铁了心:爱是什麽是什麽,今天非闹他个水落石出不可。
离近了看到,这是一个圆形的墙围子,墙不到一人高,围成一个直径大约五、六十米的圆圈,只有一个口。显然不是住人的。在这圈外有一条打墙取土形成的沟。
走到跟前,却看到一片凄惨景象。沟里沟外竟满是死羊带毛的白骨。那一个个死羊脑袋,似乎都在冲我呲着白牙。
我也累了,也绝望了,一屁股坐到地下。照这麽走下去,我大概也要成为这无人关顾的白骨之一了。
天还没到正午,天安门前的游行队伍可能还在喊“万岁”,一直不肯走回头路的我,这一次还是趁早走回头路吧。定定神站起来,回头一看又傻眼了:我从哪里过来的?
这是草原,留不下任何足迹的草原,一眼只能看到有限的距离的起伏的锡盟草原。想走回头路?回头路该向何方!

19--走向“南方”
好在想起来,昨天经过的“万寿山”和“昆明湖”。那“万寿山”是看不见了,但“昆明湖”还有个大致方向。毕竟那是个面积相当大的湖泊,即便方向有些误差,也应该能走到湖边。
这样拿定了主意就向“昆明湖”挺进了。这样走还是对的,发现了芦苇丛,就知道到了湖附近,心里有了底。好不容易穿过芦苇丛,真到了湖边,再看这“昆明湖”,哪里有半点美景!那“湖”水深棕色,岸边时有羊群和牛群的脚印和粪便,水中颜色的来源可想而知。
那也顾不得了,掏出搪瓷缸子,舀起来就喝--嘻,这“羊粪茶”味道还不错呢!
算我走运,当我沿着湖边走到昨天那座桥的时候,有个小伙子在桥上钓鱼。我至今也没弄明白,哪里冒出来的这麽一个小伙子,他後来是骑辆自行车离开的,而且和我同一个方向--远离新庙的方向,这方向都是荒凉的牧区,而牧区都是骑马,怎麽会骑自行车?
不管他是人是神还是鬼,就是他告诉了我真正正确的方向,那就是:顺着这条路走。至于“向南”,他明明白白地说,这个地方,东南方向就叫“南”。该死!把个坐标旋转了45度。这还让人怎麽找!
就这样向“南方”,走了没多远小伙子骑车超过我去,消失在前方。我就径直沿着这条路走。早知道这样,满可以搭乘拉盐的大车了。
这一路就没什麽再多的内容,走,还是走。渴得受不了时,又喝过一次车辙里的水,远不如那“茶”清凉可口呢!
一路上,频频见到老鼠在草原上活动,偶尔也看到远离大路吃草的牛羊和白色的蒙古包。天黑前,赶到了那个离新庙80里的公社,谢天谢地,总算又看见活人了!
这里恰好有个呼市来的医疗队,晚上还有国庆改善伙食,美美吃了顿包子,睡了个好觉。也许不会再迷路了。

20--二次转向
第二天,仍然顺着这条路,径直走到了要去的公社。这次虽然没费劲,但走的速度却慢下来。除了前一天“漫步草原”的疲劳外,後来才发现,两个大姆脚趾的指甲都松动脱落了。
到公社时天又是不早,遇到了一群北京知青,不过是一队的而不是我要去的三队的。草原上大概是分散的缘故,对三队的知青他们并不熟悉。这里和内地不同,公社下只有一级,所以既叫“大队”也叫“生产队”,可以说两级“合二而一”了。
这群北京知青是个文艺宣传队,不知道去那里演出要返回一队,临时在公社打尖。我虽然也擅长吹拉弹唱,但看着他们的乐器却没有半点兴致--我还没到真正的目的地,而且在这里能否呆得下去也还是个未知数。比如这个一见面就问我是“几队的”的这个眼镜队长,时不时用我回答的“没队的”来讽刺我:“…所以你就无政府,所以你就‘没队’。”
虽然没和他们“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倒也还是“亲不亲,故乡人”,告诉我得明白:从公社直奔东南那条路,走三十里就到三队。
第二天早上起了大雾。前面说过,连公社都不通电话,三队当然不可能知道我已经到了公社。我只能是自己继续11号前进。
离开公社路有好几条,既然把座标旋转了45度,“南”成了东南,那“东南”当然就是朝着正东了。没说的,朝着正东方向这条路又开拔了。
从地图上看,这里都标的是沙漠,但实际上还是草原,只是有很多起伏的沙丘,沙丘上也有草,比较稀疏而已。比较平坦的草场,土也仅仅一尺多厚,下面全是沙子。
顺着这条沙丘之间的路走了大约个把小时,一个沙丘的後面,从雾中隐隐地看到几排房子。走到房子跟前,从房後出来个人,一看是个戴眼镜的知青,再一看认识,再仔细一看,原来还是那个阴阳怪气的眼镜队长。
他一见我就问:“你不是去三队吗?怎麽跑一队来了?”
“哦!既然三队是三十里,一队大概就是一十里。”
“贫什麽?方向错啦!让你往东南,你怎麽往东走了?”
该死!我怎麽就忘了他们是北京人,他们的座标还是那个没转45度的老座标。
眼镜队长问:“你是想走远路还是想走近路?”听那语气似乎是在问“愿打还是愿罚”。
他也象那个紫红袍子的络腮胡那样,大模大样地指着和络腮胡的指向大体平行的方向:“走近路就朝我指的方向,走到那棵老榆树下面就见到去三队的路了。”
雾气腾腾的,我哪里能看得见什麽“老榆树”?心里话:“我看你就够‘老榆树’的!”反正是又一回离开大道,就这麽走吧,豁出去了!

21--最後冲刺
一路上都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这一次也没有例外。走了不远,雾气消散,太阳也露了脸。在沙丘中很顺利地找到路,这下总可以放心地前进了。
路终于拐出了沙丘,不远的地方看到几排土房,显然这是到了目的地。
又有狗叫起来,我继续前进。但离得稍近一些发现,那房子前面虽然只是一条狗在叫,周围还睡着一大群狗,足足有二十多条。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我走了条斜线,方向朝着房後,要是从房後转过去,离门就近了,再有狗也能及时进屋。
可是事与愿违,当我要去的方向被发觉时,那条叫着的黑狗便爬起来边叫边追过来。这下子不要紧,那群狗忽拉一下全起来了,跟着它,叫着,朝我扑来。
既然如此,那就照老章程,还是调回方向按原路,朝房子前面走吧,反正绕是已经不让我绕了,事到如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当然,那把铁锹就又紧紧握在手里--光棍不吃眼前亏么。
这一次和上一次不一样了,在离房子还有五十米左右的地方,狗群就把我团团包围,用铁锹比划一下前面的,後面的就要上,吓唬一下左边的,右边的就想扑。不到这个时候,绝对体会不到“腹背受敌”是一种多麽要命的局面。
我把那铁锹左手倒到右手地抡起了圆圈,一边还在往房子的方向移动。越是离房子近,那狗群越是咬得凶,包围半径越是收缩得小,我抡圆圈的频率也只好随之加快。可是能多快呢?利用间隙狗足可以冲上来给我一口了。
在眼睛的余光里,发现房子前面出来了几个人。赶快接近他们,就能帮我打狗。
我朝那几个人跑过去,同时把双手背到後面,把铁锹当成“尾巴”左右扫着群狗,我知道两条腿的我,说什麽也跑不过四条腿的狗,但有这条“尾巴”抵挡,狗就不能咬我的脚後跟。
啊!终于跑到跟前了,一眼就认出来,那三个人中我的那个老同学。
“老谷!”我叫着他的外号。他伸出手来:“毛主席万寿无疆!”
不知道什麽时候,狗已经不再追我,也不再狂吠了,听由我去和老谷打招呼问候。我知道,这时,才真正是完成了全部的旅程。

22--知青MM
我赶的时候挺好,老谷恰好在大队,没在“浩特”。
到了这里,我才知道“浩特”的含意,就是一个居住点。说“相当于村”有些勉强,其实不过一、两户,而且大都是仅仅一户,伴随着一个羊群和少量的牛。还不仅仅是小,而且地理位置不固定,因为牧民还是游牧,在一个地方不能居住太久。当附近的草场被羊啃到一定火候就要搬家,这就是为什麽不住房子而要住蒙古包的道理。
这里的知青也被分成两个男或两三个女为一个“浩特”,自己去放羊、独立过日子。可想而知,这和当年苏武的生活没什麽区别。特别是那些女孩子,有些刚刚十五、六岁,就要不仅自己顾自己,还要放好这群羊,别给“北京”二字丢脸。
不过这里来的知青都是坚定的革命派,坚定得令我感动。我到这里时,他们早来的也才十一个月,晚来的不过四个月而已,也许是年纪小,但不可否认他们的努力,他们当中很多人蒙语已经相当流利,和当地蒙族同胞交流都没什麽问题。
我到的日子,部分知青正在大队集中打草,老谷也在其中。这时刚刚回来帮助做饭,大批下工的还没回来,听外面狗咬得邪唬,才出来看看,却见到我被狗群追得抱头鼠窜。
我坐在一边看着老谷他们做饭,一边神聊着这一路的经历,老谷鼓励我说,一定要争取能在这里扎下来。
大家都下工一起吃了饭,我不甘落後,下午就和大家一同去劳动。现在是把已经割下、晾干的草用牛车拉回大队来集中垛放,我和大家一样,坐在牛车上出发了。
七、八辆牛车排队走着,後面那辆车上几个蒙族小姑娘用蒙话问知青们:“新的‘斯格滕’叫什麽?”我哪里听得懂,老谷就来翻译。可是老谷还在赶车,蒙族小姑娘偏偏问来问去没个完,她们那辆牛车上跳下一个女知青,跑到我这辆车上来,替她们都问到以後才用蒙话替我回答。
女知青叫韩志红,来自北大附中,梳着短辫子,模样端庄秀丽,性格活泼开朗。牛车上她就没停嘴,除了告诉我这里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形势外,还和其他车的知青聊着,逗着。
当一辆辆满载干草的牛车踏上归途时,已经是傍晚时分。坐在牛车高高的草堆上,伴着斜去的夕阳,那几个蒙族小姑娘唱起了歌。哇!这可真是韵味十足的草原风情啊!
知青也都跟着唱起来,一路上歌声此起彼伏。大家忽然齐声要韩志红来一个,她没有片刻犹豫就唱起来,歌喉圆润,非常动听。这下我才知道,原来她还是本队最好的女歌手。

23--也是MM
在女知青中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毛爱党。当时在东乌旗,知青中的头号先进是大名鼎鼎的刘平平--没错,就是来自北京师大一附中,王光美给刘少奇生的那个最小的女儿。而第二号先进就是这个毛爱党了。
在这篇回忆录的人物中,她是唯一列出的真名实姓。
听听这名就知道,这是在文革中自己命的名。文革中,66年8.18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老毛一句“要武嘛!”,宋任穷的千金就从“宋彬彬”改成了“宋要武”。
消息见报後,很多学生仿而效之,将自己用了十多年、二十年的名字来个“革命化”。这个毛爱党更加“革命彻底”,造了“百家姓”的反,自己愣“起”了个新姓。不难想象,这个人在学校期间肯定是“左”得出奇。
其实,在那个大队的知青都是北京中学的“四三”派,而我和老谷,则是与“四三”极端对立的“老红卫兵”这一派。老谷是高干子弟,文革开始就是红卫兵,只是一夜之间从“好汉”变成了“混蛋”;而我这个文革初期并没有充当过打手的“花七类”,则是在他们最倒楣的时候同情这帮干部子弟,和他们一样地对中央文革及其手下的“老左”们非常反感,便成为其中罕见出身的成员。
尽管如此,这帮“四三”在这里和老谷也成了朋友,对我历尽艰辛来闯内蒙也都给予了非常热情的支持。只有这个毛爱党例外。就在我刚来到这里的头天晚饭时,毛爱党就当着众人的面冲我冷冷地说:“怎麽来的怎麽回去!”为避免和别人公开争论,她说完就扭头出了门。
和毛爱党住在一起、而且平时显得与之关系特别好的,却是对我态度截然相反的韩志红--这名字显然也是改的,只是没改姓。
毛爱党不能说是丑妇,只是相貌平平。比起其他女知青来显得略胖些。干起活来挺卖力气,就是显得笨手笨脚。或许还是笨嘴拙舌,因为她也是和老谷同一批最早来内蒙的,而蒙话说得却不如那些六月份才来的知青。除了“左”,这个人看不出任何的特长,平时说话也很少开玩笑,装出一副“马列主义老太太”的模样。可想而知,这样的人出名,靠的就是“豪言壮语”。
我和她是两个极端。从文革前嘴上就不设把门的,发不尽的牢骚、说不完的怪话;干活讲究的是效率,总有出不完的馊主意。而卖力气的程度则决不在她以下,说干活一个能顶她十个,也不会有人觉得夸张。干到高兴处唱起歌来,把外衣一甩,露出体操运动员特有的一身发达肌肉,不敢自称“吕布”,起码是个“赵云”(现在是“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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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只有这个毛爱党,对“美人计”也会无动于衷。那年头,就有这样“特产”的MM。

24--内蒙知青
毛爱党那样的MM并不新鲜,在我同班女同学中也出了个类似的。论模样,还不如这位毛爱党(赵本山讲话:那老太太长得,比你还难看呢!),但只是思想类似,在学校时就“左”得出奇,态度很令人反感。但这个女同学去了北大荒後遭遇却很惨。不知得罪了什麽人,被诬告“用毛主席像当手纸”,成了“反革命”被“就地劳改”,过了很多年才得以平反。结婚也很晚,回京后在一个国家机关干收发室的工作。
尽管在学校时一直与这些极“左”分子对立,在内蒙我也不得不为这些人的革命坚定性所感动。她们对自己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决不贪图半点享受,这方面比我并不差。和我突出不一样的是那个“早请示、晚汇报”。
并非有很深刻的想法,但有这样的事实:我从1967年就公开拒绝跳“忠字舞”、做“语录操”。可是不管叫“个人迷信”也好,叫“顶礼膜拜”也好,这些年纪轻轻就远离北京的“左”派们真是把那“早请示、晚汇报”正而八经地做起来了。不但天天早晚坚持、顿顿饭前坚持,而且决不流于形式,在“请示”“汇报”中面对毛主席像,一个接一个地发言,结合自己当天劳动中的表现和想法,认真地在“狠斗‘私’字一闪念”。
那时的我毕竟也很“虔诚”,自然会被这种尤为突出的“虔诚”所感动。不一样的是,“造反”“左派”、“革命小将”的虔诚来自中央的一再肯定,而我在文革的反反复复中几乎没当过一天的“左派”,缺少那种感激涕零的忠诚。
如果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我们会说是“愚昧”,是“无知”,是为现代人所不齿。不过,既然我们可以尊重那些信奉“我佛慈悲”的,尊重那些信奉“安拉保佑”的,尊重那些信奉“天国永恒”的,我们同样应该尊重当初那些信奉“毛泽东思想”的,因为那全都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虔诚,放弃自我的虔诚。
不过,虔诚却未必都是与人为善,当虔诚走向极端时难免伴随着“杀死异教徒”的倾向。但这毕竟是个别的,我们不必因此否定虔诚。
内蒙知青的另一个特点是,其政治地位似乎在“贫下中牧”以上,至少是平起平坐。因为在1968年12月以前的提法是“相结合”,这和以後提出并执行的“接受再教育”,虽然都是“最高指示”,但却是非常不同的。
这一点,也许和民族地位有关,当地的汉人就有这样的说法:毛主席是汉人,共产党是汉人,说汉人不好就是说共产党不好。具有这样的政治地位,当然也更加促进了内蒙知青的虔诚。
在内蒙期间,即便是那段和老谷只有两个人管理一个浩特的时间,我和这些内蒙知青一起在坚持“早请示、晚汇报”,而且感觉非常自然。尽管我知道那是一种信仰,当时的我,渴望能达到这个信仰。

25--知青的日子
到了三队后的第二天,老谷让我骑上毛爱党的小白马,和他一起去公社,探讨我留下来的可能性。路上还要查看另一个草场--一个大队的区域还划分出若干个分季节的草场。老谷还带上了他的狗--也是前一天参与围剿我的狗群中的成员。

对骑马我并不是刚开头。文革中1967年的初夏,学校军训团因为第一把手搞破鞋被发现,威信大跌--解放军也不过如此--从此进入了又一次的无政府状态。我和两个同学一起离开学校,去良乡的长阳农场的养马场劳动,那时候就有过纵马驰骋的经历。
不过,我骑马这两下子还是被人看出来。在公社遇到二队的两个知青MM,长得小巧玲珑,来自北京灯市囗女中,是文革前的老初二。居然敢在老谷面前说﹕“你们那个小孩儿骑马还没我骑得好呢!”恰好被我听到﹕“去去去!小丫头片子,说谁是‘小孩儿’?”
与公社交涉并无结果,公社领导没工夫听我细谈。但我还愿意坚持,并开始起草一份类似“决心书”的书面报告,把话讲清楚。
晚上回到大队,知青们一起吃饭时,却又看到了那两个二队的“小丫头片子”。至今已回忆不起她们是去联系什么事情。不过来了就是一家人,在一起吃饭,聊天。
知青在一起,除了干活吃饭、开会学习、“请示汇报”外,也有聊闲天、逗闷子的时候,人总要表现出来人性的一面。那时候知青聚在一起的机会还不算少。当时聊得最多的内容是马和狗。可以认为,这应该是内蒙知青日常生活中的真正乐趣。
由此也可以知道,马和狗是比较有灵性的动物,有得是生动可谈的事迹。而作为生活中衣食主要来源的牛和羊则极少在聊天中出现,
我们知道,那个年代粮食是要定量管理的,但在内蒙知青那里是如何管理的,我始终没搞清楚。粮食有白面、小米、挂面和炒米。白面、小米和内地没什么区别,那挂面大概是城市里剩下的碎挂面头,囗袋装,最长的不过五公分,煮出一锅来和浆糊也差不多。炒米是机器炒得半生不熟的糜子,在热茶里泡软了吃。那茶都是砖茶,有些红茶的味道,用菜刀砍下几片扔进开水锅,紧接着就扔下些盐--这里都喝的是咸茶。茶是必备的,据说是吃肉的需要。这样的茶里放些牛奶,就是我路上喝过的奶茶,当然也是咸的。
乳制品还有奶豆腐,有酸、甜两种。酸奶豆腐硬得象石头,好不容易才能啃下来一块。甜奶豆腐则类似老外的“气死”。这些都是当地人做的,知青那时大概还没学会。当地人还做血肠,用羊血加进佐料灌入羊肠子再蒸熟了吃。
吃的“手抓羊肉”,在这里盐就是佐料,佐料就是盐。大家围坐一起,吃得也满高兴。

26--说说宰羊
说到羊肉,不得不说宰羊。怪不得没人谈论羊,因为到了这里不久就可以看到,只有那大群的难以分出甲乙丙丁的羊,才是明副其实的任人宰割。

内蒙宰羊只用一把电工刀就解决问题,稍讲究些的下面铺上一张席子--就是那种北方人铺炕用的芦苇编的席子。这样羊毛就不至于滚上过多的土。把羊揪着耳朵拉过来,在席子上翻成四脚朝天,人坐地上,用一条腿压住羊使它不能翻身,这样就滕出了两只手。把那羊胸囗的毛大概其拔一拔,就用那电工刀(就是魏京生当初常用的那种)在那里拉开一个小囗,把手掏进去摸到羊的心脏,掐断旁边的动脉。那羊哼都不哼一声,有的把头扬得稍高些,然后慢慢垂下来,算是唯一的痛苦表示。整个过程看不到宰猪那种“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嚎叫声遍及四野的热闹景象。没有挣扎,也没有明显的激动人心的时刻,羊就这样悄悄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等羊咽下最后一囗气,就开始剥皮。从胸脯当中先开一条中缝,向前开到脖子,向后开到后裆,再从四个蹄子的内侧开缝与之汇合。剥皮当中要注意别把羊毛沾到肉上,更不要把肉沾到土上。剥皮当中,脑袋和蹄子随手扔出去,狗早就等在旁边了。剥好了皮,一个肉羊放在平铺的羊皮上。这才把胸膛开大,用勺子将里面的血舀出来。摘下心肝肺挂在一边,再掏出肠子肚子交给妇女去处理。那肠子洗净了里面的屎后,可以做血肠,但多数都绕成把留起来,有专门的地方收购,这东西是做羽毛球拍子的材料。
处理完了五脏六腑,就先割下大块的肉,再把带着很多肉的骨头熟练地从关节分解。这些骨头一般就在当天炖一锅手抓羊肉。
在这个季节,正是宰羊的时候,干得最油的一天能宰二十多只羊。

27--坝上严冬
为什么要在入冬前大批宰羊?是因为太弱太小的羊没有可能 御冬季的严寒,与其冻死,不如先宰掉。在这里,知青们向我描绘了真正坝上草原的严冬。
每天早上起床,都要经历一次思想上艰苦卓绝的“斗私批修”战争,蒙古包外面零下四十多度,蒙古包里面除了没有风,温度也是零下四十多度,所有吃的喝的统统冻得硬帮帮,前面写过﹕脱下的内衣内裤都要塞被窝里,否则早上都象铁片一样,凉得没法穿。先起床的人看看还没起的人--一层棉被外再裹一层皮被,脑袋深深地缩在被窝里面,被窝囗上都是一圈亮晶晶的白霜。
不能象北京那样,脸怕冷就戴上囗罩--戴囗罩就会把脸冻伤了。因为囗罩只会剩下当中嘴和鼻孔的位置是软的,其他地方整个形成一个大冰陀子,糊在脸上,不冻伤了哪儿跑?
干活的工具不戴手套是绝对摸不得的,都听说过铁在太冷时会把手粘住拿不下来,但木头把按理说应该好多了。有的知青试着用手背踫了一下,结果呢?马上象被烫了一样缩了回来,手背上起了一个大水泡--和烫起来的泡一模一样。
冬天吃水,就完全是雪水,所有的水井早就一冻到底。天无绝人之路,即便不下雪,风也会卷来雪,厚厚地堆在蒙古包的后面,要把蒙古包埋起来的模样。那季节,拉屎撒尿都不能在后面,否则就污染了水源。硬硬地拍满尖尖的一大锅雪,化出来也就是半锅。
这里吃水最困难的时候是冬春交接的季,蒙古包后面的雪化了,井却还没有解冻。这时候就只能吃那水泡子里带有羊屎膻气的水,就是我路上喝过的那种“茶汤”。
夏天烧牛粪,冬天就只能烧羊粪。冬天,积雪覆盖了牛粪,但偏偏还是一个“天无绝人之路”,羊群过夜时挤在一起,羊粪就更容易收集。据说羊粪烧起来火更旺更持久,甚至能烧红半截湮筒。不过也有这样的规律﹕燃烧力强的更加不易点燃,所以羊粪火要用牛粪来点。如同煤炉子要用劈柴来点,炸弹要用雷管作引信,原子弹要用炸弹来作引信,而氢弹则要用原子弹来作引信,都是同样道理。那踹了美国氢弹一脚的欧洲人(哪国的记不清了)其实算不得什么壮举。
冬天的牛羊马犬当然还是在外面过夜,病弱的也常有不禁风寒而死去。
羊和马都会刨开积雪吃到下面的草,但牛就不会。专门看管牛群的牧民就要配备铲雪的木--就是内地扬场的那种木 。放牛人的夏天很闲在--牛也跑不远,也不怕野狼的袭击,但到了冬天就累个贼死!
放牧的就是这一点最要命--不论天气好坏,不管身体情况如何,没你的懒可偷,没你的假可请。当然到了冬天这个特点就更加突出。一旦白毛风(东北也这么叫)刮起来,羊群怕冷,顺着风发疯似地跑,逆风赶羊是非常要命的事情。所以才会有那《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

28--狼来了
把草垛起来以后,为防止牛羊无计划地跑来乱吃,在周围又挖了沟。挖沟是我的强项,经常自己去农村参加义务劳动,这地方别的活没干过,这个不仅干过,还带着自己的专用工具--就是那把打狗用的铁锹。但这活可就和MM不在一起了。乖乖!我到内蒙就是来干活的,不是来泡MM的。总之,在这个活上充分体现了我是个好劳力,我挖的这段沟明显比别人的都好,土方量也多。
挖沟以后,打草就算告一段落,我和老谷回到他的浩特,开始了两个人的牧羊生活。白天老谷骑马在外牧羊,中午还要回来吃饭,我在家拾干牛粪,做饭,还要睡觉,因为羊群晚上还要由我来值夜班。
天快黑的时候,老谷就赶着羊群回来了,羊群只要看到蒙古包就知道是家,可以安稳地在附近卧下过夜。每顿饭的“请示汇报”还是非常认真,即便只有我们两个人,即便根本不可能有人监督,即便那次没了煤油,把失效的电池烤热了再用上几分钟,也要在那毛主席像前老老实实地说上几句,总结上几句。
值夜班是睡在外面的小“蛤蟆车”里面,这车上面有个毡子蒙的蓬,坐着还行,要想躺下,腿就必须伸出去。在腿上裹好羊皮“德勒”(就是蒙古袍子),里面再穿双毡嘎褡(就是毡靴),比蒙古包里冷,但勉强也能睡。
一天的半夜里,老谷把我推醒,告诉我羊群在骚动,可能有狼。用手电照一下羊群,一对对的羊眼睛射来点点幽绿的反光。羊都站着,显然很不安。看来不能睡得太死。
老谷钻回蒙古包再去睡了,我瞪大了眼睛在监视。羊慢慢又都卧下,似乎没事了。刚想松囗气,羊群又开始骚动,站起来奔跑,打转,明显地在躲闪着什么。我跳下“蛤蟆车”,抄起铁锹朝骚动点扑过去,只见一个白影子朝高坡逃跑,我不管三七二十一追上去,当它逃到最高处时,在月光下看到了两只尖尖的耳朵--果真是狼。
雪地恶浪

等我跑出两百米左右追到高坡上,那狼已经逃得无影无踪。
这一夜,狼又来捣了几次乱,每次都被我赶走,老谷再也没被惊醒。第二天他说,要是有条狗就方便得多,有情况狗会把人吵醒,不用瞪着大眼不敢睡觉。
据说,羊要是被狼咬死,就任那狼去吃,那狼会贪婪地吃掉一整只羊。等它不吃了,就骑上马带着狗举着套马杆开始追它,那狼吃得太饱就跑不快,边跑边往外吐肉,追不了多远就给累趴了。一旦被套马杆套住脖子,狼就算完了,所有的狗都一涌而上,被咬昏的狼最终被套马杆拖走,直到拖死。
后来从其他途径得知,那狼吞下那么多肉,是为了回家吐出来喂小狼。因为这个就被打死拖死也够冤的。这么一想,大灰狼似乎比小红帽还要可怜。
不过可以想象,那两三个小红帽那样的知青小姑娘看守的浩特,连个男人都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时该是多么担惊受怕了。
老谷第二天就从大队把他的狗带来了。这条狗叫“二黑”,蒙族人一听他这么叫狗都大笑起来,他后来仔细一问,怪不得﹕原来“二黑”这个发音,在蒙语中是两囗子“办事儿”的意思。
蒙语中大狗叫“卜力格”,小狗叫“吉力格”。单个就能打狼的狗很少,这个大队只有一只,就是那大队房前狗群的首领。

29--知青再次集中
老谷的“二黑”在浩特没呆两三天,一次和老谷出去饮羊兼补水--浩特有辆盛水的木桶车,那水井离公社所在地较近,“二黑”混到公社的狗群中没跟回浩特。狗群每到春天都会有母狗发情,那季节是淘汰公狗的时候。公狗为了争夺交配权,要进行生死决斗,而且彼此知道哪里是要害--睪丸。会有很多公狗会在“情敌”的攻击中“殉情”。不爱呆在浩特,却渴望着与母狗“二黑”的这条就叫“二黑”的“吉力格”,据说最终就是这个下场。
在浩特期间,两次有知青飞马来报,毛主席又有了“最新指示”。前面提到过,这里没有通电话,消息都是用快马象“一骑红尘妃子笑”那样囗头传来。邮递员是赶辆小马车,也只将邮件送到公社一级。有一次来传消息的是本大队的知青头儿,一个来自19中的知青,是个夏天闲死、冬天累死的牛倌。从他那里得知,和我一起从张家囗上车,又一起被困太仆寺旗的那两个19中的小子,就是来投奔他的,但是到东乌旗后被堵回去了,没能象我一样混过来。
这个知青后来上北大当了“工农兵学员”,前不久在网上看到北大一个资料管理负责人就叫他的名字,很可能就是他。这世界本来就不大!
有一次来到浩特的知青传来这样的消息﹕美国的一颗人造卫星掉到锡盟草原,知青要集中一部分人找卫星。这次集中我没赶上,因为大队里没有属于我的马--每人都有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两、三匹马,一匹在身边代步,其他放在马群里,定期更换。因为日常骑用的马只有夜里能绊起来在蒙古包附近吃草,但因白天不能正常进食,会越来越瘦。这满草原地乱转是要用备用马的,我没有“正式身份”,当然也不享受这个待遇。
这次集中也没什么实际收获,据说最终在别的旗找到了卫星。到底对七十年代初中国第一颗卫星上天有没有帮助,就再也没人提过了。但找卫星后紧接着搞临时配种站,这次知青的集中我又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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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坐辆牛车去的。那牛车还是“坎坎伐辐兮”时代的东西--全木结构的真正“老爷车”,不但木头轮、木头辐,还有木头毂、木头轴,膏些羊油作润滑剂。一路吱扭吱扭地叫着,但还算幸运,没遇到轮子掉下来的情况。
在配种站,又见到了韩志红、毛爱党,以及更多的知青MM。印象中,这个大队的知青MM要多于男知青。不过那个时候,什么“情”啦“爱”啦的故事还没有多少,也许是我太不关心。还不仅仅是本大队的知青,二队更是来了一群知青MM--还是那两个“小丫头片子”和她们的女同伴,先和三队知青一起培训,学会了再回去干。
老谷是大队培养的兽医,当然是配种站的主力,还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和那么多的MM在一起做这个“配种”工作,可想而知,这里面很多话是难以启齿,却又不得不说的。特别是那些十五六岁的“丫头片子”,连什么是“配种”都稀里糊涂,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跟她们讲。那年头,农村常有下流话,但城市却是没有什么“性教育”的。
我是不管这些噜嗦事,据说用的是“种羊肚子下面会出来一根管子”这样的话,也说不清是在教她们好还是教她们坏。反正不管是怎么讲的,最终还是给“丫头片子”们解释清楚了。交给我的任务是放牧那八头种羊,全都是新疆细毛羊。其中有四只大的,四只小的。小种羊就象那群“丫头片子”一样傻乎乎什么也不懂,那大种羊又肥又壮,抓住它弯弯的两个大犄角和它摔交,一般人都不是个儿。而且象老流氓一样经验丰富,看到配种站的房子就知道是自己“干活”的地方,拼着命地往门里挤,我不得不提起它们的后腿一只只地拉走。

30--配种站
只管理这几头羊趴子(种羊),就有空再帮配种站干其他活。配种站每天都要干的一件事是在母羊群中挑出发情母羊来,我经常去帮助抓发情母羊。
当然,凭人的眼光是看不出哪只母羊发情的,要用“试情羊”。就是把四、五头本地羊趴子放到圆圈羊圈(就是我漫步草原时遇到的那个圆圈围墙)的母羊群中,让它们去挑,凡是能接受趴跨的就是发情母羊。当然,不能任其真正交配,那就别想改良品种了。在本地羊趴子肚子下面都兜上了一块布,让它那根“管子”不能伸出。这样也使这些本地羊趴子总也得不到满足(是不是有些残酷?),不断地追逐新的母羊。那些听任本地羊趴子趴跨的母羊就被抓出来,送到专门的发情羊圈中,准备人工授精。
和我经常一起干活的,居然又是那个知青MM韩志红。有一次我注意到本地羊趴子身后有一头母羊紧追不舍,而这头羊趴子却爬到了另外一头母羊身上。韩志红笑着说﹕“两只母羊一块儿抓!”
在本地羊趴子最终也只是一场白忙的同时,我负责放牧的那几头新疆细毛羊趴子却有走不完的“桃花运”。说“运”也有些勉强,因为那不是真让它们去和母羊卿卿我我,那只用木桩拴在屋里的发情母羊,只不过是个诱惑的工具。种羊进来后又是闻,又是舔,又是眯眼翻嘴的,等它一上母羊的身,代替母羊伺候它那根“管子”的是采精筒。中了“美人计”的羊趴子完成了使命,采下的“种”就立即拿到里间一个温暖的屋子里,用牛奶进行稀释。接下来,就把发情母羊一只只提出来人工注入。
这活都是清一色的MM来干,以知青为主,除了几个负责技术的外,我是唯一在场的男人。没办法,谁让我是负责种羊的呢!刚开始MM们还有些不好意思,但一次次也习以为常,照样说笑,当着我面管那最大的种羊叫“老流氓”。采精时动作要利索,韩志红有一次没弄好,“老流氓”那根“管子”从采精筒里跑出来,还喷了她满脸花。
种羊中还有三、四头小的,放进屋后不知道该干什么,还被屋里的人吓得直想溜出去。那哪行?不坏要教它学坏。大家都不说话、不动作,它终于闻到那头发情母羊的气味,凑到跟前去,本能地要往上骑。负责采精的MM刚一上,吓得它又跑了。后来没办法,只好先让它“真刀真枪”地干一回。这一招挺灵,尝到滋味以后的小种羊,下回可就知道是干什么来了。
不过还有一头小种羊,即便没人理它,它还要跑,对发情母羊死活提不起兴趣。对付这样的“柳下惠”的办法,是把它和挑出的发情母羊关在同一个圈里不管它,那些母羊就会缠住它不放。直到它泄了“元阳真精”,就再也休想当如来弟子,这个尽享艳福的地方也就再也没有它的第二次了。
吃饭休息的时候,韩志红总是在记笔记。问她写什么,她递过来,原来都是些蒙语单词。和老谷不同,她全是用俄文来拼写,我也全能读上来,而老谷则正而八经地用蒙文。据老谷说,外蒙人早已全都用俄文拼写,只有内蒙还保留着蒙文。那蒙文竖着写,当中一条“干”,旁边有些“枝”“丫”“果”,字母没有大、小写,但是同一个字母在单词的头、腰、尾分别有不同的写法。
后来还曾和老谷一起逛过颐和园,那“仁寿堂”的牌匾上,汉字旁就有“满文”,老谷说满文也是用蒙文拼的。我当时就问,那么“仁寿堂”旁边的字怎么读?老谷说,这还用问?不还是“仁寿堂”吗? --哦!这里也是在拿字母拼中文,也是“汉语拼音”。

31--当地汉人
当地除了知青外,还有少量原住民是汉人,是这里的“双语人才”。他们基本上全是汉话蒙话都精通,所以大家在一起开会(那个时候会特多,而且也要搞“清理阶级队伍”)时都是这些汉人担当翻译,蒙族牧民发言后翻译成汉话,知青发言后翻译成蒙话,自己发言就用两种语言各说一遍。他们的记忆力还真不错,不用笔,就可以大段地复述。或许这种发言译得准不准并不十分重要。
在配种站没有多陪几天MM,就因为我以往干活的出色表现,有人看上我这身力气。于是被调去打墙。就像产业工人识别五谷不如一个地主,打墙这活儿蒙古人不在行,一起干的就是几个当地汉人。
这几个汉人,他们之间彼此谈话聊天时,听着可热闹了﹕一会儿汉话,一会儿蒙话,全都是大段的“倒囗”,还有时汉话中掺着蒙语词,或者说蒙话时用着汉话的“国骂”类词汇当囗头禅。
而这里的蒙族人就基本上没什么“双语”,大都能说一些简短汉话,能大段说、开会能用汉话发言的则极少。据说这个大队只有一个。而我在后来若干年曾经得意的,就是在山西夏县知青中,能用当地土话和老乡聊天的有好几个,而能用当地土话开会发言的,仅我一人。
曾经在大队看到担任保管的和队长争论什么事,两个蒙族人基本都用蒙话,但一引用毛主席语录(那时讲什么道理都离不开这个)就是一段汉话。大概不便译成蒙语去说。
和当地汉人一起打墙,才知道了这里的墙和内地打法不一样。内地打墙论“堵”,一面墙打起来,要分若干堵,一堵一堵地打。所谓“堵”,就是两头堵上,当中用潮湿的土一层层夯实。当然,第一堵是堵两头,后面的就只需要堵一头,另一头就接着前一堵。
中国的许多“量词”来自动词,所以有论“把”的,有论“包”的,有论“捆”的,有论“台”的,墙论“堵”,就是这么来的。但内蒙的墙就不能论“堵”,这里打墙不用潮土和石夯,而是“和泥”。山西人讲话﹕“和泥拉钻,使死好汉”,说的是和泥的活最累人。北京农村也有所谓的“四累”﹕“挖渠打坯,拔麦子??”,那两个字不雅,就不便写出了。这里面的“打坯”也是和泥。
但这里打墙的泥和得可不一样--特别的稠,里面掺着大量的草。内地和泥也放麦秸,但都铡成碎段,这里的草都是长长的。这样的泥就不可能和得很匀,就要用铁叉子挑出连泥带草的一块,在地上摔,翻过来再摔,摔个五、六次。泥料在振动的时候会变得比较稀,后来到了陶瓷厂知道,这叫做“触变性”。经过这几次翻摔后,就变成比较软和比较均匀的泥饼,再用这样的泥饼,一块块地垒上去。我就很适合干这个摔泥饼的活。
一边打墙,当然嘴不闲着,也要聊天、开玩笑,当然也提到正在忙碌的配种站。其中一个汉人说在哲里木盟的配种站全是男人,采精特别省事,根本就不用拴个发情母羊﹕
“那儿的种羊都训练有素,只要采精人穿上白大褂,做个九十度鞠躬姿势,种羊就趴到人背上,从裆下面伸过采精筒就行。所以种羊只要一看到穿好白大褂就急得不行。
头一次看可把我吓坏了,我瞪着眼叫道﹕‘好危险! ’
人家问﹕‘什么危险? ’
我大声叫﹕‘出来啦! ’
人家笑着问﹕‘什么出来了? ’
我使劲地叫﹕‘?~?~! ! ! ’”
又是两个不雅的字,和上面两个不一样。字库里没那两个字,就是《红楼梦》中薛蟠说“女儿乐”的那两个字。

32--逐客
就在配种站忙火的时候,就在我的墙快打完的时候,半导体里听到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广播,其中就包括“永远开除他的党籍”。知青们一个个听得那么认真。特别是那些“丫头片子”们,那脸上洋溢的兴奋,真当是自己的事情一样。
大约就在第二天,公社传来消息,有两户哲里木盟来的“非法移民”要被“遣返”,连 同我这个“盲流”一起捎带。不是我造谣,这一次真是称我为“盲流”,真的享受了这样的“光荣”。
那时候,哲里木盟的半农半牧区不如这个纯牧区富,有些人就投亲靠友,自己跑到这里。我大致也应属“靠友”类。人家都是四五囗的大家,我是孤身一人,当然遣返起来更容易。
一再鼓励过我的老谷,这时也泄了气。听说他在公社为此事也受到压力。老谷在学校时是学生会主席,文革前少有的高中学生预备党员,文革期间党组织瘫痪,预备期便被延长,当地即将开始整党,老谷的转正问题是对他的最大压力。当然,这是别的知青告诉我的。
我没有根据说,这是毛爱党,或者那个“阴阳怪气”之流在其中使坏,但这些人对我的不支持态度肯定起着消极作用。走吧!既然如此。
老谷惋惜地说,你费尽辛苦来到这里,但最终没能“感动上帝”。我向他解释说,“上帝”应该是早就被感动了,“那上帝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这里的知青和牧民对我都很好,都以“一个好劳力”的态度希望我能留下共同苦干。不过决定事情的不是“上帝”。我们不能指望“皇恩浩荡”了。
虽然我这样说,在内心却比任何人都难受。不在乎那一路的担惊受怕,不在乎那草原上忍饥挨渴,不在乎那极左派的冷嘲热讽,不在乎那一个月的埋头苦干,即便是那些可爱的MM也还没有什么可留恋--MM到处都有。我终于感觉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然没有我的容身之地!
我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不就是个插队吗?怎么就这么难?学校不批准,公社不支持,目标明确,反而成了什么“盲流”!
回家吗?谁知道北京那个家是什么样了?可怜的妹妹和弟弟,还在如何挣扎?我一个成年的哥哥,能帮他们什么?
这一回倒省事,公社给开了介绍信、防火证。路费是老谷借给我的。
韩志红出现了,在MM面前,我表现出来的还是乐观和满不在乎。她给了我一个小包。不是象别人那样,托我带到北京的信或小物件,这是她专门送给我的﹕一小袋内蒙的“炒米”。她说,路上饿了可以救个急。冰冷的塞上草原,还有一丝温馨。
我是坐大队的马车离开的。两辆马车拉上了那两户人的全部家当和人囗。没人送行,没有惜别。马车跑了三天,穿过大兴安岭到了坝前那两户蒙民的家乡。我后来坐一天卡车到了鲁北(扎鲁特旗),又坐一天卡车到了通辽,从通辽上了火车。

《边疆》后记
到北京后才看到,韩志红给我的那个装“炒米”的小囗袋,是她北京家里给她寄东西的邮包,上面毛笔字清清楚楚写着她的姓名及在内蒙和在北京的地址。
也许是有心,也许是无意。我把小包翻过来,装上大队赶车“老板子”托我在北京买的挎包,寄回去了。我知道那韩志红是个多情的可爱MM,我知道她还是个勤劳体贴的女子,也知道她有一副动人的好嗓子,可是搞对象?我可没那份闲心!
这也许是傲慢的冷酷,也许是心灵的扭曲,也许是……也许什么都不是。怎么解释,怎么为自己开脱,当我知道了后来韩志红在婚姻方面的悲惨遭遇,都使我感到内疚。虽然那与我无关,我和她之间没有任何表示,没有任何承诺,从我寄回那个邮包起,就没有了任何瓜葛。
没多久,我加入了不体检、不政审、“名额无限”的去山西插队的行列。几年后发生的“鹤顶红”的故事,大约就是对我寄回那个邮包的报应。

(全文完)

  • 酒醇醇兮口热心凉,路迢迢兮草多人荒,

可汗巍巍兮祖起孙降,知青雄雄兮收我故乡。

“莫道失地千里远,更远还有莫斯科。”

  • 所以,环境再恶劣,挡不住这番意志。什麽“晨风”“阳光”,什麽“边疆赛江南”,统统使不上。这就是我要去内蒙的初衷。

讀了上面的文,俺開始讀明史:

以下剪貼網文:

萬曆二十年十月,萬曆皇帝因爲倭寇肆虐于朝鮮,所以征調各地明軍前往救援。

其中就有薊鎮的三千南兵:
“責令吳惟忠統領南兵、火器手,各三千,限五日內往遼。”(《明神宗實錄》)

吳惟忠時任薊鎮統兵遊擊,是戚繼光的老部下;他統帥的三千南兵,也是戚家軍的老班底。

“薊三協南營兵,戚繼光所募也。”(《明史•王保传》)

戚家軍就是爲打倭寇而誕生的,所以此次入朝與倭寇作戰,最先征調的就是這支薊鎮南兵。

按照慣例,朝廷所招募的南兵,一年饷銀應爲十八兩。但因爲需要出國作戰,同時爲了鼓勵士氣,時任東征經略的宋應昌,直接提高了一倍的饷銀:

“各于原支數目外,量加一倍,以寓優恤之意。”(《經略複國要編•移本部咨》)

這對于南兵來說當然是好事,所以他們的勁頭是很足的;

尤其是在攻克平壤的時候,吳惟忠率領所部南軍,更是血戰平壤城外的制高點牡丹台。

交戰最激烈的時候,主將吳惟忠也被倭寇鐵铳射傷,但他堅持領兵沖在最前線:

“吳惟忠中鉛洞胸,猶奮呼督戰。”(《明史紀事本末》)

最終吳惟忠所率的南兵,成爲了最先登城的部隊,爲攻克平壤立下大功。

“如松遣吳惟忠攻牡丹台,台遂陷,如松親提大軍直抵平壤城。”(《征韓偉略》)

按照提督李如松的事先約定,最先登上平壤城者,賞銀一萬兩、世襲指揮使:

“即傳號令,許以先登者賞銀一萬兩,世襲指揮使。”(宋應昌《敘恢複平壤開城戰功疏》)

(《朝鮮宣祖實錄》記載爲五千兩,這裏以經略宋應昌的數目爲准)

按說這筆錢,是應該獎賞給吳惟忠所部南兵的,而且是經過經略宋應昌點頭肯定的。

但是後來平定功次的時候,吳惟忠等南兵全都靠邊站了,取而代之的是李如松的部將楊元等人。

尤其是先登之功分配給了楊元,直接導致南兵將領怒火中燒。

比如隨吳惟忠同時入朝的南兵將領王必迪,當著李如松的面羞辱說:

“老爺(李如松)不智、不仁、不信,而可能用兵乎?”(《朝鮮宣祖實錄》)

爲什麽王必迪當衆辱罵?主要還是他所批判的“不信”,也就是李如松不講信用。明明說好了先登者給賞錢,賞錢你發給我們了嗎?最後不還是發給自己人了嗎?

王必迪的激烈反應,一定程度上是能代表南兵反應的,甚至他就是在跟南兵打抱不平。

但是這並不能改變已成的事實,先登之功還是給了楊元:

“錄征倭功賞李如松、楊元、李如梅等,各銀幣有差。”(《明神宗實錄》)

可以看出前排功次裏,不是李如松的部將,就是李如松的兄弟,壓根沒有南兵將領的事。

吳惟忠最後的獎賞,只是白銀20兩。這導致朝鮮人都看不下去了:

“當初南兵先登有功,而李提督不爲錄功,是以南兵多怨對著。”

事後總督顧養謙也打抱不平說:

“南北將領,分爲兩心,彼此媒孽是以功,是以功罪淆耳……平攘之捷,先登者各有其人,而歸之楊元,則衆論不平。”(《明神宗實錄》)

不過給士兵的雙倍饷錢,朝廷一樣沒有兌現,這就讓南軍士兵很不滿了。

  • 薊三協南營兵,戚繼光所募也,調攻朝鮮,撤還,道石門,鼓噪,挾增月餉。
  • 保誘令赴演武場,擊之,殺數百人,以反聞。給事中戴士衡、禦史汪以時言南兵未嘗反,保縱意擊殺,請遣官按問。
  • 巡關禦史馬文卿庇保,言南兵大逆有十,尚書石星附會之,遂以定變功進保秩為真,廕子。督撫孫幰、李頤等亦進官受賜,時論尤之。

“督撫道臣,擒其倡亂者正法。”(《明神宗實錄》)

薊遼總督孫礦、順天巡撫李頤是總兵王保的靠山,同時也是這場“兵變”的受益者。

南兵們以爲會得到饷銀,結果隨之而來的就是血腥屠戮:

“總兵王保令各納軍器,赴教場聽處分。南兵已唯唯聽命,及甫入教場,而王保揮兵亂斫,死者無數。”(《明神宗實錄》)

“亂斫之後,令分隊過堂,按籍點名,隨點隨斬。”(《明神宗實錄》)

這就是所謂的“薊鎮兵變”,給事中戴士衡、禦史汪以時上梳說:

“雖長平、新安之殺降坑卒,未爲過之。”(《明神宗實錄》)

“總兵王保與南兵有小忿,遂以激變聳惑軍門,千三百名保盡誘殺之。”(《兩朝平壤錄》)

事件十個月後,即萬曆二十四年八月,萬曆帝下旨對參與“平叛”的大小臣工獎賞:

“兵部題,亂兵平定等事。上命給賞薊遼總督孫礦,大紅飛魚一襲,銀五十兩,俟遼東捷功並敘。順天巡撫李頤,升兵部右侍郎,照舊巡撫,賞纻絲二表裏,銀四十兩。總兵王保升,實授都督同知,蔭一子試百戶,不世襲,仍賞銀三十兩。”

劊子手總兵王保,爲此還獲得了恩蔭一子的獎賞,此後更是青雲直上,官運亨通。

而僅僅在一年後,朝鮮戰火有起,朝廷又想起了被趕回浙江的戚家軍。

命令吳惟忠補齊編制,帶領南軍士兵開赴朝鮮。吳惟忠沒有多說什麽,反倒是浙江巡撫劉元霖報告說:

“殺戮之後,人情畏怖。今應調者,聞訛生疑。”(《明神宗實錄》)

朝廷再想招募戚家軍,可就沒那麽容易了。

明朝就這樣走向滅亡。

這個故事,二十年前你就大致的說過了了,但一直沒講細節,昨晚一口氣讀了兩遍,對於我說來,就像眼前發生的事情一樣,老忠的故事,有非常強的場景感,能帶我入戲的。

對於這些的經歷,多多少少,很多人都有的。我說的“很多人都有”,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我們的人數不少,但放在全中國的範圍裡,仍是少數,或者說一小撮人。

80年代中期,我在上海五角場看電影《牧馬人》,我覺得很真實,因為裡面的某些場景中的小細節,我自己就經歷過,加上我間接知道的,那就多了。五角場邊上有個紗廠,那天有很多紗廠女工集體來看這場電影,散影後人們魚貫而出,我前後都有一些女工三三倆倆地議論電影中的情節:『哪會有這種事,現在的電影什麼都敢亂編,都是瞎說的好不好。。。』她們說的是上海話,我聽不全,但大意我是能聽懂的。我猜,如果梧桐當時也在這些女工中,她的看法,會介於那些女工和我的看法之中——因為梧桐說過她家也有近親去過江西農場當知青。

上路是要“盘缠”的,父母那时都住在“牛棚”,每月只发生活费,九岁的小弟弟每天也只能得到由我分配的一毛零花钱去买冰棍。可是“天无绝人之路”,恰好有个父母的老朋友还钱,得了50元“外财”。留下25元,让十叁岁的妹妹当家,哥哥拿着那25元出去闯天下了(在丰台还有个大哥,偶尔可以回来照看)。

  • 看了上面的文,想起一人。

少為紈袴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

  • 想起這一人寫了一篇文的最後兩句。

崇禎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鳥聲俱絕。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擁毳衣爐火,獨往湖心亭看雪。霧凇沆碭,天與雲與山與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

到亭上,有兩人鋪氈對坐,一童子燒酒爐正沸。

見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飲。余強飲三大白而別。問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

  • “莫說相公癡,更有癡似相公者!”

  • 让十叁岁的妹妹当家,哥哥拿着那25元出去闯天下了 - 舟子實難臆度!

  • 老忠的故事,有非常強的場景感,能帶我入戲的。

我不知覺的回憶起一句: 是夢便好。

一直在回憶這句話是是誰寫的,完整的文句是怎樣的。

  • 再想起了:

朝鮮「壬辰倭亂」,中日朝七年戰爭壬辰.丁酉朝鮮之役,明代明史朝鮮李如松、柳成龍,碧蹄館之戰。

  • 再想起了:

萬曆朝鮮之役 - 萬曆朝鮮戰爭中的薊鎮兵變(上面剪貼之文)。

剛剛,網上查到了:

  • 昔有西陵腳夫為人擔酒,失足破其甕。念無以償,癡坐佇想曰:“得是夢便好。”

  • 陶庵夢憶序 - 張岱 〔明代〕

陶庵國破家亡,無所歸止。披髮入山,駴駴為野人。故舊見之,如毒藥猛獸,愕窒不敢與接。作《自挽詩》,每欲引決,因《石匱書》未成,尚視息人世。然瓶粟屢罄,不能舉火。始知首陽二老,直頭餓死,不食周粟,還是後人妝點語也。

饑餓之餘,好弄筆墨。因思昔日生長王、謝,頗事豪華,今日罹此果報:以笠報顱,以蕢報踵,仇簪履也;以衲報裘,以苧報絺,仇輕煖也;以藿報肉,以糲報粻,仇甘旨也;以薦報床,以石報枕,仇溫柔也;以繩報樞,以甕報牖,仇爽塏也;以煙報目,以糞報鼻,仇香豔也;以途報足,以囊報肩,仇輿從也。種種罪案,從種種果報中見之。

雞鳴枕上,夜氣方回。因想餘生平,繁華靡麗,過眼皆空,五十年來,總成一夢。今當黍熟黃粱,車旋蟻穴,當作如何消受?遙思往事,憶即書之,持問佛前,一一懺悔。不次歲月,異年譜也;不分門類,別《志林》也。偶拈一則,如遊舊徑,如見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真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矣。

昔有西陵腳夫為人擔酒,失足破其甕。念無以償,癡坐佇想曰:“得是夢便好。”一寒士鄉試中式,方赴鹿鳴宴,恍然猶意未真,自齧其臂曰:“莫是夢否?”一夢耳,惟恐其非夢,又惟恐其是夢,其為癡人則一也。

余今大夢將寤,猶事雕蟲,又是一番夢囈。因歎慧業文人,名心難化,政如邯鄲夢斷,漏盡鐘鳴,盧生遺表,猶思摹榻二王,以流傳後世。則其名根一點,堅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猶燒之不失也。

梧葆兄所引這節,說的是明白人,怕自己耽於享受,甘於脂肥,樂而失志。而當年的老忠和木匠卻非如斯。

當年的老忠和木匠,還有一大撥類同的少年,應該還在懵懂之中,不知道什麼志不志的,也沒有什麼分辨力,更談不上有什麼批判別人批判自己的認知,僅僅就是被時代潮流席捲,糊里糊塗地跌入生活的狹縫裡,憑著直覺,努力去應對面前的世界而已。

如今看來,那時候,壯志也好,迷惑也好,做的就是一場夢。

  • 如今看來,那時候,壯志也好,迷惑也好,做的就是一場夢。

貼上面的那一篇文,有兩個原因:

一、現在記憶力真不好,回憶、找尋,從早到晚,時而分心而顧他文,這樣的找了許久,才找到這一文的幾句: - 昔有西陵腳夫為人擔酒,失足破其甕。念無以償,癡坐佇想曰:“得是夢便好。”。

二,上個月,和人言談一事,當年幾百萬人都知的事,但兩人都只記得一點點,用古狗搜尋許久,竟然只在本壇這裏找到八、九年前曾在此貼幾句不完整的文句,

竟然只在本壇這裏找到八、九年前曾在此貼幾句不完整的文句,

竟然只在本壇這裏找到八、九年前曾在此貼幾句不完整的文句,

在古狗上找幾小時,竟然只在本壇找到幾句不完整的文句,

但當年台地幾百萬人都知的事,

感慨特別整篇文貼上。

現在是這樣的,貼文兼學習。

例: - 感慨 - 這兩字是不是正確呢?

查文兼學習:

她不免感慨地想道:“……真是事變知人心啦!”——丁玲《太陽照在桑乾河上》

否則不能繼述先烈遺志且光大之,而徒感慨於其遺事,斯誠後死者之羞也!——孫文《< 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事略> 序》

感動憤慨。《文選.阮籍.詠懷詩一七首之六》:「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

《西遊記.第三八回》:「行者雖然感慨,卻留心想起唐僧的夢來。」近感嘆,感傷,感喟,慨嘆

心生感觸而發出慨嘆。晉.王羲之〈三月三日蘭亭詩序〉:「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 」

看了老忠的文,感覺胸口有著阻痛的感覺。

是啊!就是:

「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

「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 」

就是這樣!

丁玲算是個老派的筆桿子了,但她也只是個人不是神,她的文字誰也不能保證每每都對的。這個例句我認為是病句。她想,她感慨,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反應,只能說一邊思考著一邊大有感慨,所以這個造句是有問題的。《西遊記》的例句就讓人明白,那時孫悟空雖然對此有感慨,卻也另有思索,寫的是兩件事不是含糊不清的一件事。

說起丁玲,在大陸是個性格有點怪的人。她的成名小說是《莎菲日記》,我讀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就讀過了,覺得不好玩,因為寫的是都市新女性有點神經質的破事,對小學生說來毫無趣味。用現在的說法就是丁玲在玩小資調調。丁玲算是自我精神解放比較早的人,她的一輩子都在宣揚男女平等的觀念。比較有悲劇色彩的是,早期的丁玲被罵是極左文人,50年代末後又被認定為右派文人。四人幫倒台後,這老太太重出江湖,討厭她的文化人很多,都說她是極左文人。。。我現在回頭看丁玲,她的一生,的確實在為女性和女人的平等權力吶喊。其實這個丁玲既說不上左也說不上右,就是一個不善於替別人著想的女二百五。她的情商很低,所以很多人煩她。

多說幾句這位丁玲。她寫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大背景是1945年,抗戰勝利後,國共合作尚未完全破裂前的土改。

突然想起了洞庭兄提過土改的事。這事哈,因為我是湖北人,也常去湖南,所以對這事的了解比較多。在民國初年,孫中山總理的創導下,是有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毛澤東只是國民政府中的一個宣傳部長。因為民國的國家大事,政治,財經,軍事等,共產黨是無法發言的,簡單一點說,就是沒有他們說話的份兒。毛澤東分管民國的宣傳事務,他的成名之作就是《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耕者有其田,是孫中山總理的理念,但民國政府中,只有毛澤東在做這件事。他在湖南,湖北,舉辦了“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中央”兩個字,當然是指的民國政府中央。講習所的舊址,就在我三姐家的旁邊,現在要預約才能進入參觀,以前的時候,我們散步,就可以進去看看的。

國民政府的“土地改革”,說到底,就是老毛在做,所以老毛並沒有背叛過孫總理,一直在秉承中山先生的遺志的。我可以負責任地說,國民政府的其他人,除了寫文章,並沒有在任何地方做任何實事的。老毛是親自動手這麼幹,力行減租減息的第一人。

他在湖南推行減租減息,動了鄉紳土豪的利益,因此被罵。後來國共破裂,老毛的夫人楊開慧女士被殺。

老毛為最窮的農民說話,是一貫的。大革命前,他在共產黨中也不是一把手。他所做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不是心血來潮。後來國共合作破裂,沒法在公開做下去,就只好和國民黨對著幹了。抗戰發生,國共有了第二次合作,抗戰一勝利,共產黨又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地方,普遍地推行了土地改革,《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寫當時的土改,寫得很詳細。國民黨對共產黨推動的土改,是恨之入骨的。洞庭兄說,民國政府在大陸也有土改,這話既對也不對。計入老毛幹的,那就是有,如果老毛幹的不算,那就沒有,僅有一些文字憧憬是沒用的,國民政府除了老毛真的做過,的確沒有任何做過的痕跡。

說事實,老蔣是被大陸的農民給趕走的,也差不多是事實。如果,我說如果哈,老蔣如果能早一點推行土改,腳踏實地地做一點,應該就不會像後來那樣輸得一敗塗地了。

我家老爸給我說過當時的境況——他可是國民黨人,不是共產黨。抗戰時,老爸駐軍於豫南粵東,親眼看到中國的農民有多苦。結果呢,抗戰勝利了,他們這些在槍林彈雨中存活下來的國民黨軍人,統統靠邊站,四川下來的人耀武揚威不說,還在接收的過程中貪贓枉法,過分得很。那些抗戰中逃亡的地主,回到老家就是催逼多少年的欠租,為富不仁啊。

當貧窮的農民和鄉紳有衝突的時候,國民政府是完全站在鄉紳的一邊說話的,別說土改了,那些民國政府的官員以及鄉紳,但凡有一點人性,國民黨的政權也不會三年中就土崩瓦解的。

老蔣也不是不明白,到了台灣,他總算做了點人事。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台灣後來建設得真不錯,小蔣領導下的國民黨,在大陸名聲並不壞。可自從李登輝之後,國民黨可以說就徹底完蛋了。

罵完了國民黨,再來罵老共幾句。老共也做過很多傻事,壞事,但不管怎麼說,老共打著一塊”為人民服務“的招牌。誰當政不要緊,要緊的是,當政者,必須把民生看成第一大事,否則,必敗無疑。

后来从其他途径得知,那狼吞下那么多肉,是为了回家吐出来喂小狼。因为这个就被打死拖死也够冤的。这么一想,大灰狼似乎比小红帽还要可怜。

虽然我这样说,在内心却比任何人都难受。不在乎那一路的担惊受怕,不在乎那草原上忍饥挨渴,不在乎那极左派的冷嘲热讽,

我终于感觉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然没有我的容身之地!

我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不就是个插队吗?怎么就这么难?学校不批准,公社不支持,目标明确,反而成了什么“盲流”!

她给了我一个小包。不是象别人那样,托我带到北京的信或小物件,这是她专门送给我的﹕一小袋内蒙的“炒米”。

她说,路上饿了可以救个急。冰冷的塞上草原,还有一丝温馨。

夢中本是傷心路。
芙蓉淚,櫻桃語。
滿簾花片,都受人心誤。

遮莫今宵風雨話,要他來,來得麼。

安排無限銷魂事。
砑紅箋,青綾被。
留他無計,去便隨他去。

算來還有許多時,人近也,愁回處。

人性也在這兒。老忠另外也寫過這位女同學女知青的舊事,也是讓人傷感的。人的生命有限,青春更是有限,在有限的青春裡,人的選擇,其實不多;在那個特定的大潮流下,很多人只好跌跌撞撞地在人生路上奔走。炒米袋的主人是,老忠是,我也是。

一路趔趄地走到今天,只能是且過且珍惜了(摘自于網絡用語)。

忆草原行有感

斗转星移踏草枯
蒙关混卡盲流族
常逢政审疑敌特
却喜青山远仕途
愿隐他乡离闹市
乐观老友展宏图
鸿儒尽弃白丁我
唯可洋插现世俗

突然記起了當年的知青詩抄:

下羊夜
蚊子真多,下夜罪難說。
不斷掄鞭人怒喝,
羊群迎風挪,挨打不退縮。
拉輛牛車,我往羊前拖。
靠在車旁唱支歌:
“想要逼死我,瞎了你眼窩”

倘若繼續唱,那就是:

“我不死,我要活!”

老忠似乎沒有放過羊哈。我放過幾次牛,就是幫別人一下,不是專門放牛——牽著牛韁繩,讓牛跟在身後吃田埂上的青草,並監督牛,不讓牛亂跑,不讓牛吃莊稼。

是的。放羊是队里最美的差事,轮不上。“看羊拾柴,顺手捎带”,羊走得快,和人挑担的速度差不多,所以比较顺当。牛很磨蹭,它可不管你肩膀上压几百斤,压多重你活该,它该怎么走怎么走。走在山坡上,往往会有更捣乱的牛,不跟着别的牛走,偏偏要在很深的下面走。扔石头它也不理睬。羊一定要合群,单个羊很容易受狼的袭击。牛可不怕这个。
遇到这样的牛,就只好冲下山坡,它知道要挨揍就会赶紧跑,而且顺着水平方向。这时候一定要奋力追上,一把拉住牛尾巴往下坠,让那牛头朝上坡,同时用鞭子狠狠地抽它:怎么让我下来,你就怎么拉我上去——这一上一下也起码有四五层楼高,我的柴担还在上面,你丫欠揍,还得拉我上坡,看你下次还敢不敢!
赶一群牛,一路上老是这样的事情。

這樣整牛啊?哈,我雖然用過了八年牛,沒有有跟牛別過苗頭。

遇到这样的牛,就只好冲下山坡,它知道要挨揍就会赶紧跑,而且顺着水平方向。这时候一定要奋力追上,一把拉住牛尾巴往下坠,让那牛头朝上坡,同时用鞭子狠狠地抽它:怎么让我下来,你就怎么拉我上去——这一上一下也起码有四五层楼高,我的柴担还在上面,你丫欠揍,还得拉我上坡,看你下次还敢不敢!

  • 我覺得或許可能會被交通違規開罰單。

午餐後,

我看到上面這一段文後,想起小學三年級和同眷村去一地看他同學,說去放牛了。再到另一地,看到驚險場面,幾隻牛在打架,跑離幾步再轉身相互衝撞,那場面很是嚇人。

  • 看了那樣的景,和同眷村的就轉身跑回家了。

我想到這事,就帶著手機跑出去騎上機車,我要去看這地。

等回過神,發現約下午三點,我在一傳統的路邊市場旁。

在那當下,我在想:我怎麼會在這裏?

挺好的故事,是個電影剪輯?

這故事的編劇,這個故事的編劇邏輯知識稍微差了一點兒。不願意殺死狼,可以有很多其它的原因,肯定不是因為他善而不殺生。他後來殺小兔是毫不手軟的。

要把他不殺野狼殺死小兔的行為解釋清楚了,在搏斗中他殺死猛獸的行為,就可以更壯烈了。

不殺狼,比較好的原因是因為這是一隻懷孕的母狼。。。

  • 挺好的故事,是個電影剪輯?

賴來的影片,剪成兩。

常接這樣的。

大陸把這一類的影片,稱之“萌寵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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