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权不使，过期作废”。这是自七十年代以来形成的以权谋私大普及，也是生长贪腐的肥沃土壤。
村里的乡亲们都知道，文革使得人变猾了，拉关系，走后门成风。七十年代就有“听诊器，方向盘，人事干部营业员”的“四大肥缺”，每个人都学会用手中掌握对公共资源的小小权力来为自己捞好处。
走后门是从逃避上山下乡当“后门兵”突出起来的。领导干部为了子女不去插队，或者为把已经插队的子女离开农村，委托还在部队任职的战友或熟人让子女进入部队。那时候不但有“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还有“全国学解放军”，当兵是非常光荣也是非常实惠的，年轻小伙子都把当兵作为志愿，年轻姑娘也都愿意嫁给解放军。当兵一不需要转户口，二不需要转粮食关系，甚至连档案都稀里糊涂。领导一句话，真是方便得很！
情况反映到中央，得到“走后门不一定是坏人，走前门不一定是好人”，“子承父业理所当然”这样的“最高指示”，于是首先被合法化的就是走后门当兵。
其实这些领导干部在文革初期，只要不在部队的，几乎清一色都是被打倒的“走资派”，被认为属于“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普通老百姓知道多少内幕？谁能了解上级领导哪个指示来自刘少奇？动员起来以后揭露“走资派”的，几乎全是他们以权谋私的事情。其实不过就是买东西免个票证，给子女安排个临时工啥的，鸡毛蒜皮小问题。可是打倒“走资派”造反派掌权后发现，无论资历、经验、人事关系，都不如“走资派”玩的那么“溜儿”，“走资派”不是只会“以权谋私”，还很擅长“以权谋公”，这恰恰是造反派所没有的。于是不得不再把“走资派”以“三结合”方式请回领导岗位，只要政治上认错，今后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忠于”了“紧跟”了，就是保住了“大节”。其他走个后门搞个破鞋之类以权谋私的事情统统是可以忽略掉的“小节”。
所有以权谋私的事情，就这么被大众所忽略。在注意到“政治正确”的同时，以权谋私从此开始大普及，“路子野”成为一种特殊“本领”特别吃得开。
文革传统保留至今的，大约最典型的两个：一个是“政治正确”，一个是“有权不使……”
依赖人际关系办事，求职，哪里都一样。主要是一个信任的问题，我们这里也很严重。特别是求职。
不管哪朝哪代，統治者總是要給予跟隨者一些好處的，老毛也不能免俗，老周更不能不管人情世故。
老忠說的是當時，文革一方面整人，另一方面也自上而下，走後門成為一種潛規則，也就是變權為利；卡童說的是另外一回事，就是舊關係比新面孔好，這個在極少的情況下才不是真理，比如說挑選運動員，挑選飛行員，關係戶也得首先過技術關。。。當然，除了這些特別的反例，卡童說的，也算是世俗中的普遍行為。
我承認我見識少了
昨天，頭條終於對老忠忍無可忍，把老忠我清除出來。
想到，能夠獲此殊榮者一定不多，看來我還是起到一定影響的。不勝光榮之至！
不過現在再看頭條上，討論農業政策的內容不見了。可見通過我一番攪合，原來“一邊倒”的形勢不再，那些極度無知的言論也不好再發。這也證明了我還是有所斬獲。
改頭換面，又換了一個手機號重新上去了。只是原來寫的東西找不回來了。
其實吧，人不論活在哪裡，都不會有真正的“言論自由”。我們親身經歷的東西，說出來只能說給願意聽的人聽。
在網絡上跟你拗的人，大多是對現實不滿。你在說過去的總總是非，沖散了他們要說現在總總不是的話題焦點。大多說文革好的人，是活在一種歷史虛無的幻影中，跟這樣的人爭論，不會有什麼結果。
頭條這裡我也看出來，是文革殘餘勢力把持著，簇擁了一群極度無知者在跟風。這裡突出看到的，就是逮住一切機會表忠心。明明對農業一無所知，一提起來就是“毛主席指引的公社化道路”。這裡引起討論的，就是一些人提問，要麼“你最佩服誰？”於是就照片、口號地上來；要麼“誰最偉大？”還是那一套再搬一遍。
“什麼是永遠黑不倒的？”當然還是這一套。我回答：中國五千年歷史和燦爛文化，只有這種超時代超階級的東西才是不朽的，才是永遠黑不倒的。
居然還有問“誰的粉絲最多？”鋪天蓋地又是表起了忠心。我提醒：古代聖賢、民族英雄、世紀偉人，怎麼可以用“粉絲”？難不成和影視明星都是一碼事？
“兩個凡是”沒人知道，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沒人知道。而且不能提，更不准貼。我一貼就被刪除，多次提多次貼，就被掃地出門了。原來這裡就是七寸！
大多人對人的崇拜，是盲目的。說實話，我就很難崇拜什麼人，也不會小看什麼人。
人就是人。不論多偉大的人，總有尷尬的時刻。
- 【頭條被刪留底】有人說當今社會沒關係寸步難行，辦什麼事都必須求人，你對此有何看法？
這幾天，心中好像有些回憶，是什麼呢?
今天，總算想起一些1993年前的事。
93年前問? - 有人說當今社會沒關係寸步難行，辦什麼事都必須求人，你對此有何看法？
一人答:橋來橋上過，無橋自作橋。有關係用關係，沒關係努力製造關係。
91年前也曾問? - 文革的根源是什麼。一人答:是中華文化忠君愛國的極致表現。但忠君- 是忠於毛澤東。
失在那裏?
一、不孝。
漢 何休 《＜春秋公羊注疏＞序》：
“昔者 孔子 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
二、方法不對。
要用搭配腦力激盪的最佳武器『KJ法』就好了。
團隊討論時效率不彰的困擾，可以透過「KJ法」來解決。
我們常常在工作的時候，為了解決問題、情報蒐集或創意發想的需要而進行腦力激盪。然而在團隊進行腦力激盪的過程，因為缺乏討論技巧的以及討論工具的使用，無法在有效的統整團隊的意見、想法而做出最後的決定而浪費時間。「KJ法」（K J Method）就是可以幫助大家在團對討論時，實際提升團隊討論效率的方法。
KJ這個名稱是創始人川喜田二郎(Kawakita Jiro)先生（文化人類學家，開發的當時為東京工業大學教授）取英文姓名起首的字母，由創造性研究團體「日本獨創性協會」命名的。KJ法集大成出自「KJ法──渾混談」（川田喜二郎著，中央公論社，一九八六年）一書。
俺去學了新QC七大工具的課。每週兩次，三個月。
再去學了日本貿易專班。
再○○什麼班。
再來就是去日本旅遊的事。這些都是90年代的事。
三、退休後，曾看了這書 - 文革時期評朱熹
但是，疑似小中風後，頭腦思慮不清了，很多事想不來。
- 居然還有問“誰的粉絲最多？”鋪天蓋地又是表起了忠心。我提醒：古代聖賢、民族英雄、世紀偉人，怎麼可以用“粉絲”？難不成和影視明星都是一碼事？
今天看了這段話，想起曾看了這書 - 文革時期評朱熹。
文革時期評朱熹
內容簡介
「新中國六十年經學研究計畫」研究成果
在文革時期有兩個儒家人物落難了，一位是所謂的「孔老二」，一位是「可惡的朱熹」。一九八○年以來，孔老二逐漸變成偉大的思想家，朱熹的會議在國內外開過十多次，可想而知朱熹也被平反了。本書收集文革時期批判朱熹的專書四種，報刊文章九十多篇，反映了當時批朱的全部面貌。
中國從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年間爆發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中瘋狂的批評孔子和儒家的經典，到了文革後期，因為朱熹是孔子的繼承人，所以又對朱熹做幾近毀滅式的批判，批判朱熹的文獻流傳下來的有多少，大概有專書四冊，報刊文章九十多篇，本書編者為了讓這代人知道前一代人如何去批判一個著名的歷史人物，所以將這些文獻匯集成書。
全書收專著：《略評朱熹》、《批判朱熹文集》、《可惡的朱熹》、《朱熹的醜惡面目》四種。
報刊文章九十餘篇，為了讓讀者閱讀方便，將這些文章分為：
（一）評朱熹的理學；
（二）評朱熹的著作；
（三）評朱熹的行為；
（四）評朱熹與陳亮；
（五）評朱熹與林彪；
（六）評朱熹的科學等六類。
當時大陸媒體以萬炮齊鳴的方式批孔老二（包括朱熹），是有個原因的，因為林彪死掉之後，清理他的遺物中，有林彪手書的條幅“克己復禮”字樣，這樣，因為要深批林彪，就要對民眾說清楚他所寫的“克己復禮”這幾個字是怎麼來的，還把林彪幾十年前會議上說過的一句話“我們的紅旗還能打多久”等等都翻出來了。
當時的大學裡，理工科有一些學生（文革中招生的工農兵學員），文科就很少有學生，那些文科的大學教授，閒著也是閒著，就乘著當時的風向，成立各個學校的“大批判小組”，都來寫孔子說過那些話，當然口氣是要批判林彪，批判孔老二的。
其實，批判孔老二，老共不是最早的，早在民國時期的20年代，北京（北平）就有過砸爛孔家店的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就是反儒學，批孔的。
大陸文革的末期，張春橋，姚文元，江青（王洪文是個老粗，沒什麼文化，這些東西，他使不上勁，所以參合不進）還進一步地提過“批林批孔批周公”。這裡的周公，明著指寫《周禮》的周公旦，實際上是隱射周恩來。
正是因為四人幫把火力瞄準了周恩來，所以引發了北京紀念周恩來（周剛剛去世），並且嘲弄聲討王張江姚的自發性群眾運動。
整個批林批孔，只是上層，媒體玩得很熱鬧，對普通的民眾根本就沒有實質的影響，除了孩子，也沒幾個讀過書的成年人會把孔子是好還是壞真的當一回事兒。
比如說批孔，梧桐和看雲都經歷過，她們最多不過是認為孔老二是個大壞蛋罷了，我和老忠這樣的年齡，只會是哈哈哈了。
說起來似乎是“四人幫”整周恩來，四人幫的後台實際上就是毛澤東。此舉是最不得人心的。老周實際上是給老毛打工，毛老闆光是挑毛病，最終累死了老周。人們清楚地看到這一點，所以才有自發的十里長街送總理，才有“四五”的抗議。老毛也終於明白，人們對他發動的“史無前例”已經很不耐煩，極其厭惡。
早在此前大約1973年，毛說“七八年來一次”的時候，老百姓就傳這樣的譏諷：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這種譏諷傳到毛的耳朵裡，他應該已經很清楚“史無前例”給人們什麼印象。
看看這幅照片：
細心地人或者能注意到，照片上只有我一個人，戴著毛主席像章。
還有一幅照片，是1971年的知青代表會，沒有我參加。
一年的變化非常明顯，1971年還多人手捧“寶書”，佩戴像章者在一半以上，1972年只有我一個人。怎麼回事？就是913的分界點。
那麼我為什麼要戴像章？說實話，我的“忠心”是比他人更加癡迷的。即便出了林彪事件，即便大家幾乎都認為所謂“路線鬥爭”不過是勝王敗寇的上層內鬥，我還是頑固地堅持原則，還是懷著忠心，還是相信毛主席。
1974年年初，一個高幹子弟同學（我在校同學中的朋友幾乎全是高幹子弟）就告訴我：批孔的真實目標，是批周。而且告訴我具體批的幾句話，都是周的言論。我仍然是將信將疑。
到了1974年夏天開始批宋江，一句“架空晁蓋”，一切都明白了！就是在批周，已經是圖窮匕見。我1973年還在申請入黨——當然，黨始終不要我，可是到了這個時候，我徹底對黨絕望了，對毛絕望了。
可是還抱有這樣的幻想：我們這樣聽話的，老實的，堅持在農村苦幹的，還是應該有個更好的結果——起碼應該給個“再教育”畢業，從此從被教育者成為教育者，摘掉“接受再教育”的帽子。所以還去了水利工地，腦袋掖在褲腰帶去玩命、去冒險。但這也不行。
1975年一個“合點”，不讓繼續當農民了，讓下山和年輕的小知青一起，成為了純粹的知青，純粹在農村待業的知青。
小知青不是農民，不在生產隊承擔任何責任，不但不當會計、隊長，也不擔任飼養員、放牧員，也不作為生產隊普通勞力被派出參加縣社工程。地怎麼種？什麼時候耕耙什麼時候下種？我們根本就插不上嘴。這還有什麼幹頭！
本來縣里還準備讓我參加1976年山西省的知青代表會，我可已經不耐煩。“四五”事件以後就離開農村去了工廠。
賴友轉下面的文來，貼幾天。
但三十多年前，我也曾看陳真他的文章。
陳真 2018. 0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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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豬啟示錄 (十九)：惟俗難耐
陳真
毛對後門兵是不可能否定的，因為他自己就幹過同樣的事情。毛岸英當兵就是走他的後門，而且不是當扛槍的大頭兵，是在志願軍司令部和彭老總一起工作。可惜情報可能被洩露，司令部挨美國空軍轟炸，死的兩個人偏偏就有毛岸英。如果敢禁止後門兵，那些幹部若提起這事情，毛也將無言以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