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春节后，老忠所在的李家坪大队开始整团。知青中只有老忠和老怯是在学校时入了团，所以也只有我们两个人参加整团。
整团在第十三生产队祁家坪村。李家坪大队14个生产队，22个自然村，祁家坪是靠近大岭的一个小村。集中了全大队很多的团员青年，当然还要安排活给大家干，开会基本都在晚上。除了恢复组织活动，确认每个团员的组织关系，还有两个人的“案件”。现在看来都比较“扯”。
一宗是所谓的“瞒产私分”。其实也没多大事情，就是第二生产队的会计，仅仅是个“完小毕业”，数学水平很有限，分粮食的账目搞了一个“简单分”。这是他自己起的名目。比如按照平均值一算，每人应该分18.76斤，那就按19斤分，这样好算账。当然零头只有入没有舍。虽然这样的“简单分”实施了不止一次，多分的部分其实也非常有限。后来队里干部之间闹矛盾，就有人把这个情况反映到大队，状告部分生产队干部搞“瞒产私分”。
这个会计当然要大会检讨，他的发言中更理解他实在是文化水平不高。本来应该说自己“为刘少奇路线效劳，当了刘少奇孝子贤孙”，结果他说成“当了刘少奇的效劳子孙”，而且这话在发言中不断出现。我和老怯日后背地里就管他叫“效劳子孙”。
他检讨中就这样高调给自己“上钢上线”，大家认为深刻，可以通过了。可是另外一宗“现行反革命案”就没那么顺利。
犯案的是前任李家坪大队团支部书记。早就听说，他把毛主席像上的眼睛给抠了，事件发生大约是我们到村里以前不久的时候。能当上大队团支书的，当然肯定是根红苗正，肯定出身是贫下中农。哪有什么必要？哪有什么可能对毛主席如此怀恨在心？我始终不能理解。到了整团的时候才知道，所谓的“抠了”，看过的人描述，根本就看不出来，要把毛主席像侧过来，能反光的方向，才能看到一条凹纹。
这是毛选四卷扉页上的单色毛主席像。四卷毛选，是原书记送给新任书记，鼓励他好好接班，好好学习，好好工作的。于是这个案子就认为，原书记嫉妒新当选的书记年轻有为，英俊潇洒，还会吹笛子，会教大家高唱革命歌曲，故意要加害新书记。于是就以这样的推论逼着原书记承认。
当时的形势下，稍有不慎就可能成为“现反”，并随即“被革命群众当场扭送公安机关”。敢抠毛主席的眼睛，那简直就是罪大恶极！
在会上，原书记复述事情的经过，说是公社来了保卫干部，逼他承认，说他犯下如此罪恶，就应该拉到沟底下枪毙。他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承认。
而在发生事的那天，团员会上送书以后几个人围着看，有人就用侧面反光细看毛主席像，说好像上面有印。他当时就敏感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散了会以后还不放心地和另一个同伴提到这件事，那位同伴轻描淡写地告诉他：人家捉弄他，没这么严重。
他在检讨中也提到了这个同伴，提到了当时同伴说的话。没想到这位同伴立即站起来，非常愤怒地说：不要造谣，绝对没说过这话！那故意做出来的“义正辞严”态度上看出，生怕和这个案件沾上边。
负责并主持开整团会议的公社干部，一是强调原书记已经承认了罪行和动机，二是否认公社保卫干部威胁“枪毙”属于“逼供信”。而我当时心里就认为，那就纯粹是“逼供信”。被逼认罪的前任书记看上去老实巴交，不时地翻着出事以后写的日记， 在日记中回忆事情的经过，希望能够得到平反。
我没多说什么，也不能多说什么。文革前的插队知青几乎就是准工作组，1968年下半年以后却成了“接受再教育”的对象，没有贫下中农的政治地位。说话不但不顶事，闹不好把自己也搁进去，“替反革命分子鸣冤叫屈”，这罪名谁担当得起？
这个案子在整团中没有给出结论，估计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日后曾经在县城集市上看到原书记在卖家里的小猪崽，还是那么普通，还是那么憨厚。
而在整团的时候，偏偏就是没有一个人能站出来为他说句公道话，都想躲得越远越好。这就是那个年代，那个人人自危、人人自保的年代。
我小時候有人用紅筆畫一顆星星，害他的爸爸被抓去當斐蝶修理。
那些年我一直警告自己，千萬不可用紅筆畫星星。
三十歲左右，才知彼岸不是一顆紅星星，是五顆黃星星。
還是出生貧苦，不認識字的老農民好。我們村的想明爹，他有次嘴饞了，把自己家一隻公雞用一塊木柴打死了。他的老伴想明婆心痛那隻大蘆花公雞，他就說：那雞邪了，竟跳上神龕啄毛主席的眼睛，我不打死它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