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人跟我特别好，主要因为能干，肯干。但是他们总以为我“成分高”。其实我的政治条件比“成分高”还更加要命。
“黑五类”还有“重在政治表现”，对我无效。我随便怎么表现都一样。我是“特嫌”。就是海外关系。我爸爸弟兄三个，两个48、49年去了台湾，我妈妈只有亲姐妹两个，另一个也去了台湾。
这事情其实也很容易理解，这种情况搁现在不算什么事，但那时候不一样。那时候的主要威胁还是台湾，国内还有很多蒋时代过来的人，海峡对岸也总在磨刀霍霍。所以政治表现再好也是没有用的。
当然村里人并不知道，我老爸文革审查的结论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办案人通知这个结论的时候还说：你这个老运动员，每次运动都有你，每次都被你滑过去。这次，就又算被你滑过去了。
但是文革以后，老爸最终是按司局长级离休，死后也进了八宝山革命公墓。赶上一个高干尾巴。我们几个子女吃了一辈子挂落，什么光也没沾着。
这个“司局长级离休”也是以前从来不提的事情。和“鹤顶红”见面更不能提。她那本来已经悔青了的肠子岂不要再多“青”一层﹗
每次回国，也都要到八宝山革命公墓走一趟，给老爸的照片擦擦土，再挂上一束花。看看老爸周围，都是些革命战争打出来的人物，只有我老爸是白丁，最终也没入党。
老爸是高教出版社的创始人之一，是文革前中华数学会的理事，活着的时候是数学翻译的权威，凡是外文数学书翻译中文的，译者都要登门找老爸过目，还一定要写入前言。
当然，这些还都不是能进八宝山的理由。老爸还是有“革命经历”的。
1949年，老爸去台湾本来顺理成章的事情。兄弟姐妹全去了，我们家怎么就留下？老妈告诉：是北平地下党动员留下的。到美国以后见到伯父，伯父说当初我老爸是相信GC党才留下的。
文革揭露，老爸曾经集体参加国民党。老爸解释说，当时工作在国民党空军，为保住饭碗必须集体加入国民党。老爸对《杜鹃山》的这段台词很有感触：我田大江做苦工是出于无奈，推车挑担为的是养家还债，一天不干全家人饥饿难挨。
但老爸那时候已经为GC党工作了。到底具体做了哪些工作？没问过，他也没说过。老妈也不知道，只知道他那时常来常往的几个朋友后来知道都是北平地下党。其中一个姓黄的朋友1953年，我还在学龄前的时候，随父母从大连（那时父母工作在大连工学院）到北京玩，就住在他家，在西单附近劈柴胡同里面的榆钱胡同。这个朋友1957年划了右派，以后再无来往。
文革以后有来往的当初地下党朋友是个姓朱的，北平解放初期老爸在他手下，工作在北平市公安局。小时候在大连，还记得小朋友传说“你们家你爸爸有一把手枪”，我可从来没见过。
解放前老爸怎么和地下党开始联系的？回忆起来只有两条线索。
老爸自我夸耀的一件事情，是在军调处工作的时候和陈毅打过交道。老爸虽然没留过洋，但英文非常好，高中的时候英文全浙江省会考得过第一。军调处美方登报招聘翻译，老爸去了，通过考试人家就要了。文革时候这事情也是被查的：你一个中国人，怎么能当上美方翻译？
军调处还有一个共方翻译，是老爸的同学，就是王光美。和老爸在辅仁大学数理系。老妈也是辅仁的，和老爸同在数学专业，王光美众所周知是物理专业。
捎带提一句，老爸当时在辅仁外号是“江南才子”。但即便如此，在数学专业老爸也只能考第二，第一么，就是我老妈，总压着老爸。王光美出身富家，当红的校花，学习上也不是特别突出。文革调查老妈，就是曾经受王邀请吃过一次饭。其实是王误会了，以为老妈是数学家熊庆来（云南大学校长）的女儿，因为也姓熊。
扯远了﹗据老爸说，一次一位美国将军在大厅里遇到陈毅，向陈毅表白了一番，大意是：我们都是军人，战场上会是敌人，在这里我们是朋友。旁边美国来的白人翻译给翻了个乱七八糟。陈毅也是“勤工俭学”出过国的人，英文不是一点儿不懂。美国将军看对方表情不对，正好我老爸在旁边，挂着翻译的服务牌，就指了指我老爸。老爸当然翻译得非常准确，非常圆满。陈毅很高兴，时候还送老爸一条毛毯为礼物。
陈毅什么时候出席军调处？没有查到，但当时国共主要的摩擦在山东，就是陈毅在那里。
这是一种可能，可能是和陈毅有来往以后才联系到了北平地下党。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老妈亲姐妹只有两个人。后来的小舅是我外公抱养的儿子。老妈的姐姐，我们叫她大姨。
大姨也是个有故事的人，她和姨父的姻缘十分有趣。姨父是河北玉田人，姨父的父亲和我外公是至交，两人的老婆怀孕的时候，就曾经“指腹为婚”。都民国好几年了，封建那套不时兴了。所以“指腹为婚”最终也没能定下来，基本上等于作废，只是一个玩笑。孩子还没生出来，谁知道是不是一男一女？可是后来还真是一男一女。小时候在一起玩耍，大了以后离开多年，成年以后姨父也在辅仁上大学，他们又遇到一起，还就真的成了。两口子一辈子感情特别好，真是天生的姻缘﹗
又扯远了。姨父有个哥哥，上大学学的是采矿，工作在开滦矿物局，他也是个地下党。所以另一个线索，可能是他介绍我老爸和北平地下党联系上的。
姨父的哥哥在解放前不久，被组织上派到阳泉矿物局工作，那时候山西已经是解放区，急需自己的干部。去了阳泉以后曾经写信邀请老爸和老妈也去解放区工作，但据老爸说，老妈不愿意去。
姨父的哥哥后来是阳泉矿物局总工，党委委员。文革一来，不但是“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还是“美蒋特务”。造反派整他：你到解放区的同时，你弟弟去了台湾，这是巧合吗？你是怎么潜伏下来的、
老爷子身体完全垮了，文革后虽然全部平反，也再也没有工作能力，七十年代末就去世了。好在1974年我姨父从海外回来，弟兄俩还是见了很多次面。我从北京返回插队的夏县，也被邀阳泉下车，到他家里短暂做客。也曾经有意向介绍他的女儿给我做对象。两个女儿年龄比较合适，大一些的那个直接拒绝了，小一些的是离开时送我去火车站的。没有人和我明说，所以我也没打她们的主意。其实那本来是个好时机，因为和那个“鹤顶红”姑娘刚刚彻底了断。两个姑娘当时都年轻漂亮。大一些的那个是老四，小一些的不记得是老几。
老四为什么直接拒绝？因为她当时也在插队，也没见过我的面，一提就回答说：我就是插队的，怎么还给我介绍个插队的？这话是老四后来告诉我的，确实给她提过我。因为老四是回乡插队的，就在河北玉田。日后招工到了唐山。唐山大地震幸免，因为是党员，以工代干到了劳资科。我们日后从山西调到唐山，就全是她帮忙办理的。
在唐山和老四一家来往很多，同城工作生活了14年。现在也经常联系。
老爸的“革命史”只知道这些。老妈对此也知之甚少。一方面地下党的事情肯定要保密；另一方面，老妈只是个学霸、书呆子，除了学问上的事情，其他一概不问。
不过，老爸的司局级离休是事实，现在还在革命公墓也是事实，始终没入党还是事实。如果北平晚解放半年，也说不定就吸收加入地下党。
那么老爸当时是否应该去台湾呢？现在想起来也是否定的。因为他毕竟是亲共分子，去了台湾如果被查出和北平地下党有过联系，搞不好还可能掉脑袋。
所以综合起来想，老爸和他的下一代人的遭遇，都是中国两党斗争、两岸分离造成的。我们这一代人全都离开中国到了海外，和别人出国的过程不一样。伯父的孩子早就从台湾到美国留学，伯父在台湾退休以后也到洛杉矶定居养老。1981年来北京探望我老爸，老爸就跟着他途径香港到了洛杉矶。老爸也是探亲的签证在美国非法打工，凭着自身的能力取得了绿卡，后又入籍，然后给子女申请移民。排队若干年以后，在伯父的子女们的经济担保下，陆续来到美国。
在国内无论农村还是工厂，年年先进，岁岁红花，但我一再拒绝入党。唐山的领导甚至介绍一个民主党派和我联系。意在要我有个政治头衔，好给我安排个科长干干。我始终是不识抬举：聋子我都不当，还当聋子耳朵？
出国，开始以为是天方夜谭，根本没当回正经事。后来正式通知来了，美国的堂弟妹也积极给做经济担保。吃了他们一辈子挂落，还是沾他们一回光吧﹗也为刚上大学的儿子多谋求一条活路。就这样，来美国混日子，已经21年了。
嚴格地說，應該簡稱為“軍調部”，但很多很多電視劇中一般都說軍調處（chu4），是對歷史的誤會。其全稱是“軍事調處執行部”，“調處（tiao2 chu3，不是chu4）” 是個動名詞。軍調部由美國人牽頭，國共兩黨都派員參加，試圖避免東北與華北地區的國共軍事衝突，并試圖阻止發生國共內戰。
這些歷史是要好好地說一下，很多事情，給整得不清不白的。長話短說，我家老爸是黃埔13期的，畢業後直接投入抗戰，在李宗仁，傅鹽梅麾下，駐鄂東和豫南。老爸從戎期間，就是跟日本人對抗，從來沒有和老共摩擦過。抗戰勝利，李宗仁的雜牌軍嘛，就給撤了編制。尉官以下回鄉種地，我家老爸在抗戰時是校官（中校），轉業在大通公司，組建後來的長江航運。
我爸這樣於原本於國黨共黨都無害的人，是在入黃埔時集體造冊加入的國民黨。1948年加入了李濟深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雖已不是軍人，但對和平解放武漢是有功勞的，長江上船隻一艄沒少，交給了共產黨，自以為功勞大大的，在49年後也還保留了一個處級。
文革以後，莫名其妙地被歸類為“歷史反革命”。老爸老媽的待遇不用多說了，我們五個子女也跟著吃瓜落兒。
1977年我回城上了大學，應該是是上大學回城。到派出所報案，希望跟我家老爸平反。人家查都不用查，檔案一翻，說：政府的司法部門，從來沒有給你爸戴過“歷史反革命”的帽子，文革時群眾運動，群眾沒弄清楚，抓著人就開批鬥會，我們都挨過鬥，誰給我們平反啊。。。
你看，這官腔打的！你能說什麼。我家老爸提著腦袋，槍林彈雨，我們除了倒霉還是倒霉。都是過去的事了，只能一笑了之。
話說回頭。老爸在1948年加入李濟深民革（因為表示堅決反內戰被拉入的），如果到台灣去，肯定也沒有好果子吃。比起來，還是老共在政治上比老蔣相對說來稍微寬容一點點。
忆往事，用上那句话：都有一笔血泪账。
到如今這年齡了，你我都還算混得可以的，至少不用為了生活發愁，孩子也沒有太多事讓我們操心，就這樣吧，知足常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