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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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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书如其人的一个反证。其人虽废，其字流传，尤善章草。康生的才艺是全方位的，狂傲也是全方位的。康生，原名张宗可，因政治和其他需要，曾先后叫过张裕先、张叔平、张耘。这是个爱改名字的人，后来干脆连“张”姓都摒弃，改为康生。
说到康生的为人，还需要引用曾是康生秘书的匡亚明的说法：
“康生就是这样一个人，思想‘左’，但要说他存心反党，是不可能的。不能把人说的那么坏。”但他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成员，有预谋的排除异己，迫害无辜，是被牢牢钉在耻辱柱上的。1980年，康生骨灰被迁出八宝山时，其骨灰盒满是被唾弃和焚烧的痕迹。
康生书法 “高处何如低处好,下来还比上来难”
很少有人知道，康生在书法、文物收藏和鉴赏上有着极高的成就。
康生真草篆隶众体皆能，尤善章草，自成一体，堪称大家。
康生 草书镜心
当时人将康生、郭沫若齐名，因二人皆在书法上有名气。康生很不服气，曾放言：“郭沫若那字，也叫书法？我用脚夹根木棍都比郭沫若写的强！”他还把这话写了出来，公开叫板。对于自己的书法水平，康生一向相当自负。
康生书法 “若论书法，我用脚趾夹根木棍都比郭沫若写的强。”
他对书法自负不是没道理的。康生双手都能写，他经常左右开弓书写梅花篆字，水平十足高超。他的书法中，时不时来一招“康生左手”落款，“嚣张”了得！
康生左手 篆书“百年树人”
康生左手 草书“毛主席《卜算子-咏梅》”诗句
康生不仅拿书法“嚣张”，更是凭借书法保命。康生对党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在国民 党“白色恐怖”迫害下，好多革命前辈牺牲。而康生正是靠着自己的书法，得到当时控制上海银行和船舶航运业巨头虞洽卿的青睐，以上海中华商会会长虞洽卿私人秘书的身份，统管上海大部分地下党组织，为输送情报做出大贡献。
康生 书信
康生 书信
60年代，荣宝斋出版的《宝晋斋法帖》封面上的题签，以及1965年上海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曹全碑墨迹》，都是康生题写，寥寥数笔，意趣很高，至今为人所仰。
写 “宝晋斋法帖”
康生题写 曹全碑墨迹
康生题写 战地黄花分外香
康生题写扇面
康生 画康生 画作
康生 梅花
论收藏鉴赏能力，鲜有人及之。文革前，康生曾送田家英一套明天启丁卯年刻本《醒世恒言》。这套书存世仅有4部。一部藏于日本内阁文库，一部藏于日本吉川幸次郎处，一部藏于大连图书馆（现已轶失），而这最后一部就是康生这套从战争中收缴的衍庆堂刻39卷本，共20册。
原书页
因后两页缺失，康生自己动手裁纸画格，用仿刻宋体字补齐。没有严谨态度和毅力，这事根本做不来。
康生 补抄页
在其后，他还做了个补页说明。
康生，原名张宗可，字少卿。1898年出生于山东诸城县大台村，祖上自明代起逐渐成为当地显赫名门，有诗称赞他的家世“元佑老屋六百年，屋前松柏高参天”，声势顶赫，可见一斑。
康生出生时，张氏家道正旺，是当地闻名的大地主，于是起了小名唤作张旺。张旺这个小名从习惯上，很可能就是为了保持家道兴旺发达而讨的吉利话。他这一生至少使用过九个名字，1933年7月去苏联前才改名叫康生。
1915在父亲的安排下，康生和邻村地主陈玉桢之女陈宜结婚。这是他的第一次婚姻。先后生下一女一男，女儿张玉瑛，惜现无资料查考其概况，儿子张玉珉，后改名张子石。
张子石年少聪慧，学习十分用功。加之良好的家庭环境，考上了国立山东大学化学系，解放前是国民党救济总署青岛分署的职员，一直同其母相依为命。1948年9月，康生任鲁中南第一书记时，才经地下党将其子引进解放区，参加工作，并加入了共产党。先后任青岛第三中学副校长兼教导主任，青岛第二中学校长、青岛市教育局长。
在上世纪60年代，凭借康生的势力和支持，张子石担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常委。直至1975年7月调任浙江任杭州市委第一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同时兼任省委常委、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1975年12月16日康生去世，在治丧悼会上，张子石第一次以康生儿子的名义登上《人民日报》的新闻，不过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全国展开，张子石等类似人物的命运开始发生转移。1979年2月，经中央批准，张子石被撤职。他被列入“三种人”队伍之中，隔自查报告离审查、开除党籍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郑重决定：向全党公布康生的罪行，撤销原悼词，开除其党籍，接受历史的审判。康生的骨灰也从八宝山革命公墓迁出。这时的康生的妻子曹轶欧也一下子从政治的巅峰跌落到谷底，从此过起了隐居生活，直到1989年去世。
结束完隔离审查后，张子石作为一名普通百姓，选择回到山东老家隐居数十年，闭门谢客，不再关注外界世事，直至晚年因病去世。
张子石
康生生活简朴，而好多年前就已经领着当时全国最高工资，一个月400块钱。他用这些钱，买了不少文物。他对古今中外一切事情都要发表意见，甚至用笔批他看到的文字材料，每日如此。他自称“今圣叹”，意在与明代著名批评家金圣叹争锋。他工作的闲暇就是玩赏文物，会加工、雕刻砚台，常跑琉璃厂。他的司机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拓片、制砚、木工，都能做。
首都博物馆现在有一方绿色砚台，当年纪晓岚说是宋代名贵的“绿端”，并在砚上刻“端溪绿石上品晓岚”。后来康生鉴定后认为此砚并非“绿端”，兴致勃勃地在砚堂上写下：“纪晓岚自名为识砚者，还刊行《归云砚谱》，其实他对砚连基本常识也没有，他把洮河石当作绿端，把青州红丝叫做红端，他不知端石为何物，更不必说识别古砚了。康生1970年2月”。现在专家鉴定结论也是明代云龙洮河石砚。
这就是那方砚台上康生的字迹：
北师大谭厚兰带人去砸孔庙，康生说孔庙不能砸。那天有人报告，正好他在值班室，为这事甚至拍了桌子，态度很坚决。
有的书上说康生热衷从故宫拿文物、热衷抄收藏大家的家自己中饱私囊。在我看来这完全是后来的欲加之罪。康生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唯独在文物收藏保护上没犯过错，不仅没犯，还有功。他在去世前自己刻了枚“交公”字样的图章，并在自己收藏品上都打上了“交公”。他把自己所有的收藏都捐献给了国家，一分钱都没要，一件都没留给他儿子。
康生的秘书黄宗汉说：康生临终前，我们曾问他，你要不要留给子女几件文物？他说不要，一律交公。康生给子女分文物没听说，也没听说康生的子女拿走了他什么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