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二二八

1说说二二八

网上剪辑,有人抗议,烦请删除。

二二八,有元凶说- - - 千错万错,是蒋错。
有阶级说,统治阶级压制被统治阶级。
原罪说,外省人是迫害台湾人的原罪。
咱认为是族群冲突说,以前那些老人,阿山鄙视阿海,阿海鄙视阿山,到现在还互相的说对方没水平落后、、、等等的话。
前些日,和一同事辩论时,同事说他外祖父在韩德勤被打后,几经波折,二二八前来台,曾对他说明并提出了日本设计说。敝人听后在网上寻找,寻找到以下数据。


这也是本文下面要谈的史实 ─ 大概极少人读过下面关于「岛内日产争夺」、「日本的设计」、「美国的设计」之描述 ─ 以下依序提供给热爱台湾与关怀台湾前途的朋友们参考。
【关于「岛内日产争夺问题」】
国府来台前,日本少壮军人曾威胁林献堂先生公开在台北展开接收日人产业,该事件四处流传,引起各地有力人士的效尤,也造成了地方上皇民间对于日产的争夺;它造成了国府来台前的社会不安,这争夺日产的不安一直延续到「二二八事件」的前夕。下引当年的史实:
当年著名几位耆老与名人,曾经留下这样的证词:
「本岛人记者当中没有一个人接收了日本人的家产。大泽台日主笔的千金劝我住进她的一个亲戚的位于御成町的房子,…可是我回答说日本人的屋子是国家的财产,所以我不想要。」〈见于「台湾连翘」,吴浊流着,草根版,页153〉
「日本投降后未久,政府曾严禁止日产私自买卖。然守法者吃亏,玩法者竟占便宜;有一部份浑水摸鱼,勾结取巧之徒,趁机与日人私相授受,占便宜者不在少数;于余省参议员任内受一巨贾纠缠,欲余于其请愿书上盖章,请政府认定十月十六日以前为合法;虽有不少参议员经已签盖,余则严拒之。盖某巨贾曾于日本投降后,在台北购得若干大厦也。」〈「六十回忆」,韩石泉着,韩内科医院1956年印行,页103、104〉
「那里是台东最有名的助产士的住家兼产院,庭园很美,所以台东妇女界的名流虎视眈眈早就看上了,我们却全然不知。……如此缘由,我们便住进了那房子,但却也因此触怒了早就把这房子视为囊中物的妇女会长……从此遭她陷害。如果当时没有去台东,在台北我有很多日本友人,要想住更好的房子只要在他们归国前去住就可以了。但现在想来,台北市城内的商店或日本人的高级住宅,都那样地被有权势的人强占为私人财产,……」〈「人生的三棱镜」,杨千鹤着,前卫出版社1995年印行,页259〉
「战争结束后,待遣回的日本人将他们原有的房子送给与他们有亲交的台籍人士,……台大名教授中都有受赠的人……有的人全靠接收成为巨富。……光复后登场的台湾巨富中,有很多人是背负着如上的原罪 ─ 非法接收。」〈「林衡道先生访问纪录」,陈三井、许雪姬访问,杨明哲纪录。中研院近史所〉
最后,再看当时另一段夹杂着若干外省族群新资料的,但值得参考的纪录:
「光复后,警察力低落,于是友仔〈无赖、流氓〉、鲈鳗、地痞等开始为非作歹起来,进入日本人经营的食堂白吃、白喝而不会感到羞耻的人也有。不但这样,也有破坏公共物品,盗伐路树或保安林,偷剪电线的。和外省份子一模一样而开始做不道德竞争了。日据时代,在路上检到遗物也不会当做自己的;可以说,治安十分良好,但光复后上面薄薄的镀金剥落,现出底子,露出了丑陋的面貌来了。尤其是房子或店铺的接收上,本省的不良份子和外省的一部份诈欺者对抗,使用武力的事件连续不断地发生。其中以大正汀的房子或城内店铺的接收的争夺战最为激烈,甚至有时还会听到枪声。」〈「无花果」,吴浊流着,草根出版社1995年印行,页163〉
可惜,在近十余年来成为当代显学的「二二八事件」之所谓「学术研究」中,为何似乎从来没有对于这种复杂问题的报告?追究为何日人要迫林献堂老先生公开接收,为何若干我们台人竟自行争相接收?而此一问题到「二二八事件」演成国际瞩目的大事件时,竟仍能成为「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所公开提出的三十二条件,甚至在后来因又主张「撤销警备总部」等十条件而被视为「叛乱暴民」时,它又成为所增提的该十条要求之一。

2说说二二八

 

 网上剪辑,有人抗议,烦请删除。 【关于「在日本的设计之中」】

 

前面提到战后日本少壮军人曾威胁林献堂先生公开接收日人产业,带动了我台人的接收风潮,在此等于给大家一个历史背景的脚注,那是国府来台前,日本军人在战后台湾自治运动中企图拉拢地方领袖的作为,但是,地方上的斗争就被引发了。然而,就只是那样吗?擅长围棋的日本人所配合的谋略,应该还有经济上的漂亮狠招,那是日人在1945年9月,国府来台前,把战后理应作废的巨额钞票整飞机地运来台湾,以退休或资遣的名义发下,既救济了日人,也拢络了与日协力的台人,这巨额的钞票也把台湾的物资狠狠的吸光,然而,我们所有的台人则共尝通货猛涨的苦果 ─ 相反地,却会回味日人军事统制下的物价的平顺 ─ 更离奇的,则是他们似乎极善于导演,因此展示了一幅可以「垂范万世」的撤退演出,请看下面的引述的史实资料 ─

 

先看明知道「台湾正处于严重的通货膨胀状况」〈「秘录、终战前后的台湾」,盐见俊二着,日本文教基金会编译,文英堂2001年11月出版,页20〉且「必会发生产业方面异常的衰退现象」〈同上书,页8〉,却负责运输钞票与「慷慨」散发钞票的日本官员的自述: 「昭雄代表银行负责纸币飞行的安全,另派两人在机上终日看着这批巨额纸币。……在这一段飞行时间中,我是一直爬在那一堆台银券上的。」〈同上书,页21〉 「总督府对于日本人官员宣称,台湾虽然因波茨坦宣言而变成中国的领土,但在台日本人官员仍保有其官员身分,故将对他们支付至明年三月之薪饷和退职金,而对国策公司和一般公司也采取了相同措施。」〈同上书,46、47〉

  再看这一飞机的巨额钞票被「慷慨」透过日人与部分协力台人投入台湾市场后,引起的物价波动。据当时的物价统计资料的史实:「1945年8月,白米每斤0.2元;10月,每斤3.6元;11月,每斤12元;1946年2月,每斤16.8元;4月,每斤20元;……」〈引自「台湾四百年史」,史明着,页737。〉

  换言之,也就是,在整飞机巨额钞票进入台湾市场后,在国府来台以前,已造成物资严重缺乏的局面,米价膨胀已近二十倍;换言之,相对于此,由陈仪1945年10月底抵台至1946年4月间的米价的膨胀,竟还不到2倍,可见得陈仪抵台初期在物价的控制上,已相当尽力,但是,陈氏的努力并不能抵抗战后经济统制取消后,我台人心中前述战后初期日人设计米价狂飙的潜在恐怖;当时耆宿留下的历史资料所指出的「到停战为止,虽然通货比战前膨胀五倍,可是由于『强制国民储蓄』的关系,事实上流用在民间的通货量和战前同样。(在林白版称『差不多』)」〈「无花果」,吴浊流着,草根出版社,1995年印行,页140。〉正是为我们提示了当年台湾经济失控的部分真相。

  也是这样,然后才能恍然大悟于我们官方「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中相关的那一段,实在是过分简单的描述,所谓 「陈仪主持台政不到半年,物价即大为波动,例如,米一斤原来只卖1.5元,但民国三十五年初,台北的米价就涨到一斤10元以上,到三十六年二月,已涨到一斤32元,此为台人过去所未曾遭遇过的生活经验。」〈页7、8〉 该官方报告所谓「此为台人过去所未曾遭遇过的生活经验。」,把台湾战后首次严重通货膨胀的账混淆地算到陈仪头上,真能算是学术研究的严谨成果吗?民间人士的我不知道,但是,上述史料让我知道,当时确是有比官方报告更复杂的、被混淆的真相。同时也知道,这时,我们所有的台湾人共尝了那日人设计的通货猛涨之苦果 ─ 成了往后「二二八事件」的经济原因。

最后,也应该一提的,是流传于战后台湾的日本人风范 ─ 见于不少名人的回忆:例如,不但,送女儿去日本留学,又让儿子娶个日本女人的外省籍官员汪彝定所谓的「前一批日侨刚刚遣送上船,她们所寄居的海关大楼,却打扫得相当清洁。我问管理的人到底是谁打扫的,她们说日本人走时,每一户人家都自行打扫清洁。我心里不禁暗想,一个战败的民族,都已被强迫遣送回国,却仍能维持临危不乱的态度,……」〈「走过关键年代」,汪彝定着,商周文化出版,页39〉就是一例;然而,真的日本人当年是如此单纯、理想地「临危不乱」吗? 请参看日本人当年自身透露的相反资料 ─ 确实绝非「临危不乱」的。 日本名记者伊藤金次郎曾写下日人离台时的如此史实:

  「发生在一些小队的是,每次用餐时间,先到的人毫不客气的抢下大量饭菜,使得后到的人吃不到东西;此外,明知道不留意环境卫生的话,会有发生传染病之虞,却没有人愿意清扫住所内外;甚至,有人还趁夜阴从走廊上放尿,或在屋顶平台上大便。」〈「台湾不可欺记」,页33、34。〉 而日本人回到日本所见的情形是 ─ 「军人、官员、军需工厂员工等开始争先分配物资。他们的口号是『与其要给敌人拿去,不如……』。原来是这种人物在主导战争的。……街上的市民脸色苍白,所带的包巾中的东西,不是趁混乱取得的军用物资,就是在黑市市场买来的东西。」〈「秘录‧终战前后的台湾」,页10~11。〉 日本警政学者杉木守义的记述下,则是日本全国是那样的情景:

  「日本……在公生活方面,国家失坠威信,国民丧失其生存目标,以致道义颓废。在私生活方面,各种犯罪层出不穷,社会不安益趋严重,遂使国内陷入混乱及无警察之状态。」〈「警察勤务之基本问题」,胡福相译,台湾省警察学校印行,页46~47。〉

  那么,难道是在台湾的日本人特别受到什么特殊的教育或加持?此时,再看省籍反日耆宿吴浊流在回忆录中,不只是有极其同情日人的所谓

「日本的统制经济和停战同时崩溃了。因为八年的战争而物资缺乏,疲敝困惫之际,加上统制经济的体制崩溃,于是米的配给将断绝,因此米价只有每天上涨了。首先依靠日本政权生活的官吏薪水阶级者,发出了哀叫,加上日本银行券的千圆钞票上,加印台湾银行几个字的钞票出笼,货币就骤然膨胀而更加刺激了物价的上涨。丢了职的日本官吏立刻跌入生活困境,有些人就打发家属出外工作:小孩去卖香烟,女人就开露天店铺。无罪而纯真的小孩不准上学,对着街上来往的人们点着头『叔叔,请买一包香烟吧!』……」〈「无花果」,吴浊流着,前卫版,页142〉

  更有吴浊流先生表现其极为心折的描述,那所谓:

  「那些曾经与我共事的日本记者们,率先垂范,成为一个团体而像苦力般地工作着。在街上看到他们头上缠着白布卖力工作的样子,实在悲壮极了。住在这个市营住宅区的贫民最先被遣送回国,但是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实行所谓『要离开的鸟儿不弄脏窝』,于是把纸门重新裱好,然后离开。我看到这种情形说不出有多少感慨。」

  然而是否应该研究,那些「临危不乱」的「垂范」表现,是怎么来的?作为研究者,我的理性不相信此时会有什么特殊的教育或神秘的加持 ─

如果我们还记得前述的日本人设计,是否由于,在我台湾人早已普遍受到通货膨胀的压力时,深知已是待罪之身的他们,上级由市面上搜购囤积的民生必需品,必然仍使他们能高枕无忧,他们怎会不深深感念上级长官的照顾,而万事听从上级的指导与规定呢? ─ 所以,那史实应该并不是在台湾的日本人特别优质,应该是日本人在离台前留下了那么利害,让人不加研究就难以识破的,却害惨我台湾人的设计 ─ 而这些对于日本人虚伪的美好印象,是否可能也是当年社会由战乱复员难行走向「二二八事件」冲突的重要心理因素!

3说说二二八 网上剪辑,有人抗议,烦请删除。【关于「在美国的设计之中」】

  前面提到动摇战后台湾经济,制造通货膨胀的日本设计,然而,那整飞机的日本银行印刷加盖台湾银行字样的千元大钞是战后由东京运来台湾的,依当时盟国占领军执掌,该大批钞券运出必须经过美军最高当局的许可,换言之,美国对于战后台湾那第一次难以遏抑的通货膨胀应该绝对有相当的责任。

  不过,更重要的,应该是美国于太平洋西岸的台湾原来曾有的设计与战后的态度;这方面,其学术研究也不受人们所重视,往往只有少数左翼资料中论述。

下面,本文就简述左翼数据中较习见的的数据,再详述其它几乎完全不见于流行论述者。

  要理解美国的设计,首先要理解自美国在东方崛起的1900年以来,世界战略局势的推移,与美国那极现实的外交一贯政策。台湾只是他在棋局中的次要棋子。

  1900年,还是大英帝国称霸世界的时代,美国经过美西战争取得了台湾南方的菲律宾,立刻就与日本签订了彼此相互尊重殖民地主权的条约。1905年,为了阻止俄国南下的威胁,美国罗斯福总统在英国支持下,不但出面促成了日俄战争的停战与订立和约,又给予日本可以帮助消化东三省的贷款;此后,美日关系都相当密切,要直到1941年的珍珠港事变,美国才充分感觉到日本的不可信任。

大战中,设计如何处置战后世界的美国战略当局,就有美国回到菲律宾,同时,以海军战略攻取台湾设立军政府的考虑 ─ 然而,该一设计当年并未得实践,就被美国麦克阿瑟以优先占领菲律宾的主张所取代,台湾因此避开了登陆大战的摧残;然而,轮到指点战后江山的美国掌握霸权时,却发现他不只把台湾放在日本局势之后来考虑,也把台湾放在中国局势之中来考虑 ─ 尤其,当1947年台湾局势动荡,美国海军情报单位在台湾民间的活动已取得若干呼应而试图取得官方正式支持有以行动之际,那真是该单位苦心积虑后所收到的一个坏消息。

  下面,我们先来看美国的设计,是如何把台湾放在日本局势之后来考虑的。

  那是1946年7月,在战后东京一片残破与萧条,民不聊生,盗贼横行的大环境中,麦帅的盟军总部正苦于如何恢复社会秩序以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复兴,这时发生了我们历史研究者绝少关切的「东京涩谷屠杀事件」。

  当时,不仅东京,整个日本都在美国管制之下 ─ 所有地方治安都受美军节制,日警平时只能配刀,不能配枪;日警处理台湾人事件规定应该会同美国宪兵 ─ 这个当时广受我台湾媒体注意的,我们台湾人在东京涩谷区被一群日警集体枪杀的惨案 ─ 我台湾人车队受枪击的弹痕达五百余发之历史资料如下:

  当时的日本社会秩序动乱之一斑是 ─

「现在上电车、火车时,都争先恐后,你挤我推,甚至从窗口爬进去,店家下午四时就关了店门,晚上时有抢劫;以前乡下的强盗破门而入,至多只凭一把刀子,现在他们都带的是手枪……」(「东京通信战:败后的日本」,味橄着,观察周刊,1946年9月)

  涩谷事件的情况,依据亲涉其中的我台湾人的记录是这样的:

  「七月十九日,松田组与台湾人摊贩在新桥对峙。……当时我也在场,地痞流氓大喊:『今天这一场是经联军总部和警视厅许可的,大家打个痛快吧!』 …为地痞流氓恫吓的台湾人便请……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派出二辆吉普车开路,后面五辆卡车分载着台湾人,从广尾向涉谷车站出发。……武警与流氓集团在涉谷警署前伺机而动;被蒙在鼓里的中国代表团在到达涉谷员警署前时,……警察与流氓联军朝卡车开枪。第一部卡车的司机当场死亡。我和弟弟在最后一辆卡车上。我们那辆车的司机听见开枪的声音,吓了一大跳,当下决定开往别条道路,我们才能幸免于难。」〈「我的抗日天命」,林岁德着,前卫出版社,页108~110〉

  他对美国军事法庭审理该案的结局,表现了极大的愤怒,指出

「……这两次事件是日本警察联合全关东的流氓袭击、殴打我们台湾人,掠夺我们的商品,更夺走我们的性命。」〈同上书,页110〉

  「恰似关东大地震时警察放出『朝鲜人暴动』耳语,屠杀众多朝鲜人一般」〈同上书,页108〉

  「被屠杀者及负伤者含冤莫白,而日本警察与流氓联合大队却丝毫未被追究责任。两事件一开始就在联军总部的默认下进行,……」〈同上书,页111〉 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另一数据,那是裘劭恒检察官,南京方面请他出任审理涩谷事件的中美混合法庭法官,他在美军显然欲掩护日警的情况下,除了在审理中坚持自行质问日警,在宣判前更据理反对其错误判决外;最后,当他在美方已做错误宣判,尚未退席前,由法官席上起立,郑重宣言,悲愤的那一幕回忆 ─ 「我作为本法庭的法官之一,不同意刚才的判决。检察官的起诉没有把合理的怀疑排除,因而他没有按照法律来判决……」 「排列在法庭门内的被告们,被宣告有罪翻译出来时,没有人哭,裘法官的这番话翻译出来时,却让许多人落泪了。站在前排的一个大个子,竟是涕泗纵横。」〈引自「自惕的主体的台湾史」,郭誉孚着,页158〉。

  另一可为印证的是,当时著名的法国新闻社,对于该美军法庭最后对此惨案的错误判决,也表示了外国人的同情,所称

  「日本警察取缔台湾侨胞摊贩,引起不满,一度发生冲突,事后有台胞37人被捕。10月美国军事法庭竟将此辈判处徒刑两年,期满驱逐出境。外侨对于此种重罚,均为之侧目;或咸谓摊贩滋事,无非为吃饭问题,并无罪过。」〈1946年12月11日,上海大公报〉

  也让我们可以由各方面印证当时我台湾人当时的处境。这也就是在美国设计下,我们台湾人被放在日本局势后考虑的情况。

  不过,也正是这件轰动国际,惊动全台媒体的事件,它在二二八事件的半年前发生,至1946年底,即二二八悲剧前两个多月时,竟发展成为当年台北的「反美日大示威」,可能对于后来二二八事件的发展产生了不可轻忽的作用。 最后,我们再来谈美国的设计,「二二八事件」当年他们是如何把台湾放在中国局势之中来考虑,甚至最后有主其事的美国人柯尔感慨地认为,那是「美国出卖了台湾」的设计。

  下面就是当年那位美国主事者所撰述的几段重要史料:

  「〈1945〉9月10日,第三批美国代表到达了,这是一个十五人官兵的工作队,他们……代表美国的战略情报部……」

  「美国战略情报部工作人员犯了大错,……战略情报的军官们为了要调查民意,结果笨得出奇地在街上随便揽住人便询问起来,他们还带了些翻译官,被揽的台湾人都吓了一跳,而且被问的问题是,第一、他们要继续被中国人统治吗?或是第二、回到日本人的统治呢?或者第三、由联合国托管而暂由美国管理呢?」〈上引两段引自「被出卖的台湾」,柯尔着,页90、115。〉

  此外,在1946年二、三月间,台湾人的客籍领袖、国民党省党部连任委员、国府的监察委员丘念台在上海准备来台期间,所遇的盟军军官,竟明目张胆地对丘先生那样身份的人所说出的:「您回台以后,如果感到民众不满现实政治,不妨和我们联络,我们军部派有人在台湾,我现在写一封信介绍您去见他,希望时常和他保持联系。」〈「岭海微飙」,丘念台着,中华日报印行,页250。〉

  这些就是前述日本投降的直后,美国对盟军中华民国的台湾所做的公开工作。

  再看前述那位美国主事者之一,柯尔先生所留下来,能为我们勾勒出那个时代背景的几段重要资料 ─

「举例来说,在1946年年末,领事馆接到华盛顿数万分印刷精美的小册子,题为『美国政府的故事 ─ 其发生及功能』,这本小册子像其它许多手册一样,富有插图,以发给中学生程度为对象,这年龄正是对政治充满单纯想法,以为只要经过直接的方法,万事似乎皆可以达成。……从下列的几句话,可以看出不负责任的美国宣传小册的一斑,而在当时它格外不适合当地人民阅读,这足以引起反叛……这些分明是在说明美国政府及美国人民已经准备好,要来『拼命努力』支持实现民主制度」〈「被出卖的台湾」,乔治‧柯尔着,陈荣成译,前卫出版社1996年印行,页224。〉

  原来,当时的局势,在二二八事件发生前是这样发展的 ─

  「美国新闻处主任察觉到在华盛顿的宣传总部,对领事的报告漠不关心。在1946年早期,这些已经是够严重了,但在这年年底,他们警告宣传总部,危机已布满岛上各处。……」〈同上书,页225。〉

  「然而到二月底,一些较不安静,缺少耐性的年轻人开始质问美国的宣传。美国领事馆则显示两种不同的面孔,在南京的美使馆或华盛顿政府甚至都不表示对于台湾问题有丝毫的关心。」〈同上书,页252〉

  「他们由于领事馆所处的地位而受挫折,一方面,领事馆散发大量的印刷数据标榜以『1776年的路线』来推翻政府,但同时领事馆也明白表示,站在一个公务机构的立场,领事馆不愿管台湾问题。」〈同上书,页227、228〉 这是怎么样的美国设计?那位有正义感 ─ 虽然所言不免过分主观,例如在描述上及的涩谷事件时就显然过分主观 ─ 的美国主事者柯尔,在回顾当年的那一段悲剧历史之后,特别提示了一封当年台湾青年热切寄望美国支持的信,所谓「我们可以想到美国就如同上帝,他不仅可以领导我们,也能领导世界。」同时,他还自称「有少数台湾人真正『神化』美国人民,至少以为美国人是全能的。」;然而,美国最终评估全局后,仍没有「适时地」伸出其似乎原已默许的援手 ─ 这位美国人将他这本呕心沥血描述战后台湾政治问题的名著题为「被出卖的台湾」应该主要就是对于这段史实的感慨吧!

[

 

说二二八,在木匠看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当年发生这事也好,现在拿出来反复炒也好,都是透着不服气。

 

日本人不甘心被赶走,在日据时期有钱有势的人不甘心下落,盼着有出头天的人不甘心一轮太阳倒下另一轮太阳升起,国军不甘心被人不当回事,国民政府不甘心治理不了从日本人手中夺回来的台湾,老蒋自然也不甘心真的一败涂地,总得把自己的那把椅子放稳。。。老共的笔杆子不甘心自己那只笔不能说出点名堂来。

 

有了这么多的不甘心,没有人愿意往後退半步,没有妥协只想做强头,这事就只能火爆出演。

 

同意你的评论,读史为的是让自己明白。很明白的事情,搅在里面了就很难真的明白。谢谢你的资料。

 

 

[ 本帖最后由 糟木匠 于 2007-3-10 12:16 PM 编辑 ]

本來 , 像二二八或是統獨之類的大題目 , 俺不是不想談 .

而是說來話長 , 沒時間打那麼多字 , 又不想一點一點的零賣 , 一直在找個黃道吉日來長篇大論 .

不過現在既然談了個開頭 , 那俺也就盡量簡單的來說幾句 .



首先 , 上面的那篇網上剪辑的史料 , 並未闡述出二二八真正的歷史背景和社會背景 .

二二八事件也和美國日本以及中共 , 沒有直接的關係 , 二二八是一個台灣內部的事件 .

木匠兄對二二八的理解 , 俺大部分都同意 , 只有一點不同 .

那就是日本人並沒有不甘心被趕走 .

日本自從天皇宣佈投降後 , 整個國家就已經認敗啦 .

基於日本人對其天皇一貫效忠服從的心理 , 上頭說投降 , 下頭也都是心甘情願的投降的 .

因此 , 在中國大陸的受降和接收都可以說是滿順利的 (除了有些日本軍隊拒絕向共產黨投降之外) .

而且 , 這個投降的動作 , 日本人也確實本本分份的做到了 .

俺當兵的時候 , 還碰到過一些寧願病死也不肯吃日本藥的來台老兵 .

但他們說 , 日本投降後 , 一直到遣返的這一段期間 , 日本軍隊絕大多數都老老實實的待在兵營裡 , 沒出來做亂 .

而且還本本份份的每天擦槍 , 保養裝備 , 準備交接給國軍 .

相較之下 , 蘇聯軍隊在東北 , 每到一地 , 臨走之前都要破壞殆盡 , 以免留下東西給別人 , 這是截然不同的心態也 .

木匠兄 , 你在大陸 , 有沒有聽過類似的事例 ?



在中國內地 , 日軍本分的把武器交接給國軍 .

而在東北 , 六十萬關東軍 , 也本分的把武器交接給當時是同盟國的蘇聯 . 蘇聯轉交給林彪 .

因此 , 國共兩軍有一大部分是拿著日本人老老實實交出來的武器在對幹的 .

其實日本人大可以把那些武器拿來泡泡鹽水的也 .



交接武器本本分份 , 在其他該交接的地方也都是老老實實的交接 .

所以交接台灣 , 也是本本分份的交接 , 產業 , 地籍 , 戶籍等等 , 都是清清楚楚的 , 以使後來的國民黨能夠順利的統治台灣 .



所以說啦 , 日本人交出台灣 , 並沒有不甘心 .

即令要因為戰敗而不甘心 , 整個大東亞共榮圈佔來的大片土地也都沒啦 , 何必再為一個小小的台灣不甘心乎 ?





呼 , 前言說得太多啦 , 再從頭說起吧 .

話說日本戰敗投降之後 , 台灣人是歡欣鼓舞 , 心向祖國 , 渴望回到祖國懷抱的 , 那時候壓根兒沒有什麼獨立不獨立的想法 .

家家戶戶放著鞭炮 , 學生更是組起隊伍 , 拿著國旗 , 到碼頭 , 到車站 , 去迎接國軍 .

洞庭的老爸老媽 , 當年都是在這樣的歡迎行列裡 .

可是歡迎歡迎著 , 卻不大對勁了 , 天呀 , 這是什麼樣的國軍呀 ?

腳穿草鞋 , 身著短褲 , 衣衫襤褸 , 一身是髒 , 挑鍋挑碗挑灶 , 活像一群叫化子 .

下車下船之後也不整隊 , 三三兩兩自顧自的走著 .

而且 , 群眾對其歡呼 , 竟然不理不應不睬 , 又自顧自的走出車站 .

搞得群眾 面面相覷 , 最後垂頭喪氣而回 .

嗚呼 , 這就是祖國的軍隊乎 ?

剛來的軍隊在台灣 , 雖然不致像軍閥的軍隊那樣打家劫舍 .

但其軍紀敗壞 , 蠻橫霸道 , 比如說吃了早點不給錢 , 或是丟下一枚銀元就扛走人家半條豬之類的 .

和平常看貫的日本軍隊比起來 , 真是天差地遠 .



如果僅只這樣 , 也就罷啦 .

後來 , 各階層的行政官僚紛紛到來 , 中國官場的腐敗現象又紛紛呈現出來 .

於是 , 台灣人開始對這個祖國大搖其頭 , 而祖國是誰 ? 就是這些大陸來的人 .



台灣被日本統治了五十年 , 日本人那種實事求是 , 講求效率 , 整潔 , 守紀律的優點 , 已經融入台灣社會 , 成為日常生活習慣 .

然而看到睽違已久的祖國竟然是這個樣子 , 其失望與不滿當然可想而知 .

在由失望到不滿的階段中 , 台灣人和來台的大陸人固然有所衝突 .

二二八事變 , 就是這種失望和不滿的情緒下 , 衝突的總爆發 .



從此 , 有些台灣人就先天的對大陸人 , 也就是所謂的外省人 , 產生反感 , 認為非我族類 .

這也就是所謂的 “省籍情結” , 一直到現在都還沒有完全解開 .



好啦 , 說得太多啦 . 先休息一下吧 .

[


国军的从整体上良莠不齐。装备好有纪律的国军还是有的。台湾人看到一些比较散乱的国军军队,恐怕有点原因。相当大比例国军的散乱主要怪老蒋的用人方式,但也不能完全怪老蒋。孙中山以後老蒋得到的摊子是军阀割据,很乱的。老蒋还算是有点魄力的,最终把各自为阵的散摊子给统管起来了。

老蒋用人有亲有疏,这样就导致了孙殿英盗古墓,张学良的兵变吉鸿昌的离心离德等等。

抗战胜利之後,老爸说,所在战区浴血奋战,可是,日本人一投降,主持受降的接收大员都是从重庆下来的。这些人都是老蒋的亲信。官僚,贪渎!那些用命在抗战中提着脑袋干过的,心气到底难平啊。老爸他们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根本就不是共产党插手的,说实话,主要是对老蒋任人唯亲,大官贪得无厌的一种反叛。这也是1949年老蒋一败涂地的原因之一。

说走题了。我这里要说的是国军中有很多是战乱以後的乌合之众,但是也有一些纪律严明的铁师。

对于日本人的态度,我比较超然,我自己对日本人不感兴趣。我老爸腿里带着日本人的子弹去世的,我这一辈子大概从情感上很难和日本人友好。但是,我不反对别的中国人愿意和日本人友好。

[ 本帖最后由 糟木匠 于 2007-3-11 01:45 PM 编辑 ]

唉唉,我這人一向都不喜談政治的,皆因女人一談政治全成了不受歡迎的馬列主義老太太…這個形象不是太好。
但是今天看到洞庭小朋友說的,我也忍不住要說上幾句。
97年香港回歸,這本是一件大喜事,起碼全中國的人都這樣認為,但是香港有部份人不高興,但因為這關係到一個國家的主權問題,也沒有人敢公開出來反對不讓香港回到中國的手上,但很多人都心裡不高興。英國比香港有錢,也在香港賺了不少錢,對香港也管治得也不錯,我這樣比喻:英國強奸了中國生下了香港,母親窮又沒有勢力,父親就養著香港管著香港,把孩子養得白白胖胖,終有一天,母親經過抗爭,要回了這個孩子,可是孩子在父親給的生活中過慣了,看不起母親,嫌母親窮,不但母親窮,還有一大堆窮得要命的兄弟,這下子,香港不高興了,在心裡不想給窮母親管,所以有些想跟父親走的人就有了很多的言論…
英國人走的時候肯定是不甘心的,留下了多少手尾呀,這就不一一去數它了,不甘心才是正常的…
我們鄉下有一句話:“芋不嫌坑醜,子不嫌母醜”。再窮也是你母親,你兄弟呀…

[

哈,连我都不谈政治(看我这话说的,好像我应该谈,你不应该谈一样),草民谈政治,哈不是被政客牵着玩就是被媒体蒙着转圈。做人还得像木匠,不看书,不读报,天下大事不知道才好。

不管什么社会,人第一是要好好地活着。要健康,要有点闲情逸致。心胸开阔了,谈不谈政治心底都是有一根准绳的。

木匠兄說得對 , 裝備好有紀律的國軍還是有的 .

這點俺當然也知道 , 而且也是接下來要說的 .

國軍當然不全都是差勁的 , 否則往後的台灣還得了乎 ?



以前聽老教官說 , 當年國民政府確實是考慮派裝備好的精銳之師 , 來接收台灣 , 因為畢竟要給台灣人民一個好印象嘛 .

當時素質最高 , 裝備最好 , 最為體面的精銳之師 , 莫過於有著美式配備 , 在緬甸和印度作戰的遠征軍 .

怎奈國共戰爭爆發 , 這些精銳之師都被調去東北打內戰 , 於是只好派別的部隊來台灣 .

國民政府也曾撥出一筆錢 , 給該部隊去整治整治 , 可是那筆錢又給污走啦 , 沒用到整治之上 .

結果 , 來台灣的軍隊就變成了這樣 .



其實啦 , 這樣的軍隊 , 放在大陸 , 未必是最壞的 .

這支軍隊來到台灣 , 也並沒有刻意要修理台灣人 , 只是照平常在大陸的表現而已 .

也就是說 , 中國軍隊一般的素質就是這樣 , 軍紀本來就不太好 , 穿上了老虎皮就要吃老百姓的 .

而中國人是天生的受苦命 , 逆來順受貫啦 , 對這樣的軍隊早就習以為常 , 不覺得怎樣 .

可是台灣已經很久沒有這種事了 , 台灣人當然就受不了 .



俺有時候在想 , 如果來台灣的是共產黨的軍隊 , 不知道會怎麼樣乎 ?



二二八算是一個荒謬的歷史悲劇 , 但卻事實發生過 .

台灣因受日本侵佔 , 結果反而得到較高水平的建設和提昇 .

當她再度面對祖國的時候 , 卻發現祖國竟是那麼的落後和粗暴 , 這該怎麼辦乎 ?

落後倒也罷了 , 但粗暴卻是結結實實落到頭上的迫害呀 , 又該怎麼辦 ? 難道也逆來順受乎 ?



linlin 姐說 “子不嫌母醜” , 其實 , 大多數台灣人是這樣想的 .

但並不是所有的人都這樣想 , 尤其那些直接受迫害的人和家屬 .



共產黨好像有一句話 “哪裡有壓迫 , 哪裡就有反抗” .

反抗壓迫算是人之常情 , 台灣人受到壓迫 , 也就起而反抗 .

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就是反抗之始 .

這種反抗的性質 , 其實只是中國歷史上最常發生的 “官逼民反” .

然而台灣人的反抗之中 , 卻附帶摻雜了地域觀念和排外情緒 .

大家認為 , 迫害來自操著不同口音 , 甚至不同語言的外省人 .

是外省人來到台灣欺壓台灣人 , 所以大家討厭外省人 .

這個觀念一但形成 , 台灣的結就到今天一直解不開也 .



-----



嘿嘿 , 暫停 , 再休息一下 .

木匠兄說在感情上很難和日本人友好 .

這一點俺充分的理解 , 凡是中國人多多少少都有點這樣的感情 .

別說親歷日本侵略的大陸人 , 就連俺這台灣人也都對日本人頗反感 .

反感的理由很簡單 , 並不是俺接觸過多少日本人 , 而是直接來自所受的教育 .

教育告訴俺 , 日本侵略中國 , 俺就對日本反感啦 .

至今俺仍願保留這樣的反感 , 除非有啥重大的轉變 .

例如有日本人捨命救俺之類的 , 否則這樣的反感不想改變 .



俺在美國遇到過日本人 .

談到中日戰爭 , 竟然問俺 “你以為中國真的是戰勝國乎 ?”

言下之意是 , 要是沒有美國參戰 , 中國是打不贏的 , 日本是敗於美國 , 不是敗於中國 .

俺隨即答曰 “你們日本侵略就是強盜 , 即令打贏了中國 , 強盜搶到了東西你以為很光榮乎 ?”



那時候那個學校有許多國家的人 , 亞洲國家還有韓國人 .

而韓國人是比咱們更恨日本人的 , 二次大戰的時候他們是整個國家亡於日本 , 更慘 .

所以咱們就中韓聯合 , 修理日本人 , 而韓國人比咱們凶悍多啦 , 日本人灰頭腦了好一陣子 .



不過話說回來 , 反感歸反感 , 事實仍是事實 , 事實還是得正視 .



當年那個時代 , 日本確實比中國進步 , 有許多的優點 .

其實可想而知 , 當然是日本比較進步 , 要是中國比日本進步 , 那就不是日本打中國 , 而是中國打日本啦 .



日本人儘管在侵華戰爭中極盡殘暴之獸性 .

但投降之後卻老老實實 , 本本分份的交接繳械 .

像擦槍這回事 , 出自痛恨日本的老兵之口 , 俺相信這是事實的 .

既然是事實 , 就得正視有這回事 .

但話又說回來 , 並不是日本人有這樣優良的表現 , 其侵略中國就沒有罪啦 .

俺認為得就事論事 , 有什麼樣的事 , 就算什麼樣的帳 .



同樣的 , 日本佔據了台灣 , 給台灣帶來了進步的建設 .

比如鐵路 , 一直沿用至今 .

(俺上次去日本 , 就特地拍攝日本的鐵路和車站 , 果然和台灣一模一樣)

還有阿里山的高山鐵路 , 也是日本人建的 .

不過阿里山鐵路是用來運送台灣的珍貴檜木下山 , 輸往日本 , 這點比較可惡 .



總體來說 , 日本在台灣探勘測量 , 築路造橋 , 興辦教育 .

並給台灣純樸的社會帶來安定和秩序 , 這些都是正面的事實 .

如果由中國人自己治理 , 台灣可能達不到這樣 .

但這並不是說 , 台灣人就該感謝日本來侵略佔領 .

還說佔得好呀佔得妙呀 , 當然不是這樣 .

還事就是論事 , 日本對台灣的建設 , 當然抵不過對台灣的侵占 .



可是啦 , 現在有些台灣人還在感謝日本的建設 , 這個俺也沒辦法 .



其實 , 日本當年對台灣建設是另有目的的 .

咱們看韓國 , 韓國當年也和台灣一樣被日本佔據 .

但日本並沒有像建設台灣那樣建設韓國 .

因為依當時日本擴張的大戰略 , 是早就定下了南進政策 , 而台灣正是南進的跳板 .

所以日本就照其原樣來建設台灣 , 把台灣弄得幾乎像日本一樣 .

如果你是山地人

就引动高原的声带
像拼命咆哮的浪涛
怒唱深绝的悲痛

如果你是山地人
就展现你生命的爆烈
像火药蛮埋在地底
威猛地炸开虚伪的包装

如果你是山地人
就无惧于暴风雨的凌虐
像高山一般地耸然矗立
迎接一切逆来的打击

 如果你是山地人
当命运失去了退路
就只剩下一线生机── 背水而战

靖国神社与台湾高砂义勇队    政治大学日本语文学系主任  傅琪贻

   序    一、一九四二、三年高砂义勇队始末    
(一)「高砂族」命名由来  
(二)、「志愿」?过程中的宣传与动员  
(三)、被设计的高砂族「志愿」  
(四)、「高砂义勇队」的形成  
(五)、被抛弃到「饥饿战场」  
(六)让高砂义勇队迷糊的「终战」    
二、靖国神社与元「高砂义勇队」    
(一)、靖国神社与「高砂义勇队亡魂」  
(二)、元「高砂义勇队」新生代抗争靖国神社    
三、结论
 
序  
  从一八九五年五月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共五十年三个月的时间,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台湾原住民族因居住在约占60﹪的高山森林地带,从殖民者的立场来看,这的确是天然资源的宝库,非得收归日本人手里。

因此搬出帝国主义进化论,认定台湾原住民族是「野蛮未开、原始、森林野兽」,只有外表长得像「人」,而剥夺其一切的人权、生命、财产、文化自主等权利。
「理蕃」政策,乃是以掠夺原住民资源、消灭原住民族为基础,所采取的武力和文化混合的两手策略,如「讨伐」、「教化」、「同化」、「绥抚」等,其目的如出一彻。
 
   日本的台湾总督府「理蕃」当局,在战争末期的一九四0年代,在原住民地区旋风般的展开「皇民化」政策,还设计了「高砂义勇队」组织,迫使部落青年「志愿」赴南洋协助日军。本文针对战前和战后「高砂义勇队」作历史性的探讨,以及对日本政府和靖国神社的「战争责任」提出若干的思考。

    一、一九四二、三年高砂义勇队始末

    (一)「高砂族」命名由来

    一九三0年秋,台湾中部赛德克族发动雾社抗日事件。当时日军藉此实弹射试机会,举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然日方为讨伐区区两百多名的「蕃人」,却动用军人1,563名、日警1,231人、「蕃人」奇袭队6,822人次,以及山炮、炸弹、机关枪、毒气等最新武器,花了三个月才平定战事。日军派遣的参谋,在此战役中发现了台湾「蕃人」善于丛林游击战,很适合培养为日本帝国未来到南洋打仗时的好帮手。

    事后,为了强化对「蕃人」的社教,日警「理蕃」当局从部落中挑选能说流利日语的青年来组织「青年团」,勉励勤劳农耕并实施军事训练。一九三五年,当台湾总督举办「施政四十年」纪念活动,同时在总督府内召开第一次「高砂族青年团干部恳亲会」,共有来自各族区域代表32名青年干部参加。与会的「高砂族」青年中有25人,把原名改为日本名,如「中山清」、「井上一郎」、「日野三郎」、「田中爱二」等,对日本人深表服从与信任。

    为「蕃人」「赐名」为「高砂族」者,是台湾总督府「理蕃」当局。总称「高砂族」的台湾原住民有九族如泰雅、布农、阿美、排湾、邹族等,约有十四余万人。日方把这些「高砂族」的教化,紧密连结在未来发展南洋统治与南方异族治理之中。此「高砂族」的新命名,象征着日警「理蕃人」傲人的成绩。「高砂」名称可与古日本传说蓬莱仙岛的「高砂」神话相同,又与十六世纪历史上的丰臣秀吉接受来自「Takasan」国人的朝贡相结合,甚至创造了与日本同祖先等论调,确实是精心设计过的命名。如今青年干部以「先驱者」部落菁英身分,率先接受「皇民」苗种,负「尽忠报国」的任务。可说是台湾的原住民被冠上「高砂族」名称之后,其命运就被赋予成最效忠日本的「臣民」角色。

    (二)、「志愿」?过程中的宣传与动员

   一九四0年七月,日本战争决策最高单位,以天皇为首,文武大臣共同协商战争布局的机构 —「大本营」,决定了「南进」的武力政策,即该年的九月到四一年六月分南北侵攻印度尼西亚。该年十二月八,日军奇袭珍珠港,随即对英美宣战后,以速战速决的攻势,侵占东南亚到南太平洋诸岛。十二月十二日,终于将一九三七年以来延用的「支那事变」名称,改称为「大东亚战争」。俟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新设「大东亚省」管理新占的南洋领土,才把台湾、朝鲜等早期殖民地移交给日本国内的「内务省」管理。此后台湾在法治上即成为准「日本内地」的一部份。

    虽然日本对英美宣战而开打南洋新战场,但当时的日军对南洋不够了解,连兵站地图都是边打仗边制作。加上近代明治以来的百年战史中,日军早已陷入严重的兵源不足及素质低落之窘境。陆相东条英机于一九四一年五月,决定从四二年度起在台实施「特别志愿兵」1,000人。据「理蕃之友」第107号(1941年 9月发行)记载,当时全台高砂青年1,887人(男1,349人、女538人)表明「志愿」当兵的意愿,其中还包括了以鲜血写书,强烈表达从军决心的40 位男女青年。日警对高砂族的踊跃响应,题以「幸福的高砂族」为文,认为高砂族已经有能力脱离野蛮而向上进步,且能享受日本天皇「无穷圣恩」和「一视同仁」的待遇,真幸福。

    该号另以专刊特别报导「爱国少女」Sayon牺牲报国的故事。泰雅族Sayon其实是替被征召从军的日警老师,背着行李下山时,不小心滑到涨满的溪水中,被冲走而灭顶。在台湾总督府刻意的安排下,Sayon成为伟大的「尽忠报国」的楷模。日方把故事拍成电影、为其编曲编词,又打造Sayon爱国钟等,为了Sayon,连台湾总督长谷川清及以下各大官都列席参与,举办非常隆重的仪式。可说高砂族爱国情操被激情地炒作,达到高潮并得到最好的宣传效果。    

(三)、被设计的高砂族「志愿」

    虽然高砂族青年一听到「志愿兵」一词,立刻表明坚定的「志愿」从军意愿,但在「志愿兵制度」下,要能当「志愿兵」,还得要通过「国语」、「国史」等学科考试及格才行。日警「理蕃」当局,发觉到高砂族没几个人能考得上的事实。「理蕃」政策下的台湾原住民族,虽长期接受日警简易教育所四年教育,与日警沟通或听命和平常日语表达没问题,但学科则绝对不足。于是日警「理蕃」当局开始思考各种改革案;如教育所四年后追加二年农业科或者建立八年级学制,以利增加「国史」必修课等科目的时数;但目前为了应急之需,暂定每日夜间补习二小时,以提高「志愿兵」录取率的措施。除了学科上弥补学力,还重视营养防疫等以保持健康身体,决定由部落青年充任警察兼医疗人员,实施培训医疗人员简易训练班,打破部落传统文化、习俗的「陋习」。

   随着重视「皇民化」教育,日警「理蕃」当局不得不修正「高砂族」没有法律地位,而无法治理的事实。因此决定承认「蕃人」为「本岛先住民族」乃是与「本岛人」一样,有相同的地位。因为实施「志愿兵」制度之后,接着从一九四五年度起,安排台湾殖民地人民也要全面接受「征兵」制度。
但若名为高砂族在法律上仍旧停留在不适用法律的「野蛮人」阶段,日方连依「户籍法」实施高砂族征兵都成问题。台湾总督府在过去的「理蕃」政策上,一直都不把原住民当「人」看待,长期否决了其人格尊严、土地、财产所有权及文化自主权。
原「猎人」被强制改成为「农人」、「野蛮人」不需赋予法律上的「人格」等,然而这一切不合理、不公平的待遇,因日本人陷入最恶劣的战局,竟然依日方之便,自我寻找合理的答案,就把高砂族的「皇民化」解释为「蕃人」变成「人」的过程。

    于是为了满足高砂族「志愿」从军之意愿,日警「理蕃」当局特别设计了不必应考也能赴战场的「义勇」之途,如组织海军劳务奉公队、特设劳务奉公团、特设看护妇(护士)志愿队等。这些「义勇」队者,被解释为自告奋勇,不惜「以死报国」的人。其实日本从上—东条陆相、长谷川总督到各地方派出所、部落等,有层层配给下来的「名额」及其范围以内分批出动的计划。唯因为部落人不知道当局有此特殊巧妙设计,有的出于自愿的,也有的被点名不得不「志愿」者。

    (四)、「高砂义勇队」的形成

    军队内的阶级是非常严格的。所谓「义勇」队,从国家立场乃属非正式且临时招募的,从事打零工、杂役夫等工作,法律上国家对这些义勇队不需给予任何金钱上的抚恤或情份上的道义。

    组织「高砂义勇队」构想,来自于日军和台湾总督府,是纯出自于日本在南洋打不赢,陷入极缺乏物资、军备,苦战到几乎全军覆没的所谓「玉砕」阶段时,为了保卫在前线节节败退的日军,而把高砂义勇队当箭靶消耗。一九四二年三月第一批「高砂族挺身报国队」500人赴菲律宾,因五月七日参战而成功地击退巴丹半岛美军后声名大噪,改称为「高砂义勇队」,俗称「台湾军」,是日军唯一能信任依靠的战场益友。

    台湾总督府对此「高砂义勇队」杰出的表现,特别发行「高砂义勇队专刊」,表扬高砂族在南方前线英勇的战果。该第一批部队中,扣除重新编列为横山先遣队转战的100人,其余400人则安然无恙回台湾接受隆重的凯旋式,不但如此,在日警「理蕃」当局的安排下出任警察,扮演后方原住民部落支持前线的任务。台湾总督府「理蕃」最高当局中村文治警视,曾亲赴菲律宾探视在丛林前线服务的高砂族人,事后在「理蕃之友」第127号中发表感文,认为高砂义勇队比志愿兵表现更为优异,可望今后有更大活跃的空间等词,以表今后大量投入高砂义勇队的构想。

    一九四二年「理蕃之友」刊载了几封第一批高砂义勇队的青年寄回给台湾亲朋好友的「通信」。其中充满了身为「日本人」的「幸福感」和「感恩」、「决心」等生命意义,如:巡遣菲律宾夏第九八五五部队高砂义勇队荒川部队板桥队苏澳郡Buta(武塔)社出身的「丰田健太郎」寄回家乡妻子的信里说:

    令我感到最高兴的是已成为伟大日本帝国的义勇军。我不是军夫,也不是军属。……在这里每天过着很好的生活,有很多盐巴可以吃,也有很多好吃的东西,连甜点这种奢侈的东西都得今生第一次尝到。日军非常强大,没有一个美国兵在这里,只看到菲律宾当地人。这里的土地广阔且很肥沃,比台湾的土壤好得多……,我到战地深深地感受到身为日本人的幸福……。

   另有位同乡「松元达夫」等二十四名的高砂族青年寄信给家乡管区派出所的日警,说:

    我们代表柑子头社来的高砂义勇队,所以假使我身躯成为喂狗食肉,仍旧以牺牲报国的精神,决心报皇恩……。

    然而高砂义勇队的青年寄给亲人的通信是属于「报平安」和「勉励」性质,完全不同于日警领队对高砂青年战斗力评估和「理蕃」政策成功的自我赞美等内容。这与高砂义勇队青年通信中完全没有出现一丝的怀疑或猜忌心,表现坦然接受命运安排的纯洁心,形成强烈对比。

    (五)、被抛弃到「饥饿战场」

    「理蕃之友」在一九四二年八月份和十二月份缺刊,一九四三年只发行十二月「废刊」号。这与日本在南洋战局失利,任何军舰和运输船都成为美军的活靶,一一被击中沉没,而陷入全军覆没的局面有关。日本的台湾总督府「理蕃」当局,似乎已经没有任何「好消息」可报导,也没有一封高砂义勇队青年寄来「报平安」的信。从纪念第一批高砂义勇队巴丹岛奇袭美军成功的专刊以后,「理蕃之友」中只看到率领高砂义勇队日警从战场寄回来的「通信」、「高砂义勇队员战死对蕃社一般民心的影响」评估及和「遗族」相关的报导。

   高砂义勇队第一批(一九四二年三月)到菲律宾回来的有400人。当时部落的人误以为这是「全部」出征的人数,不但其英勇的表现被日本人公开表扬,去了战场还能平安回来当警察,有名誉又有高薪可领,好处多多,当兵真好。于是第二批六月有1,000人、第三批十一月414人、第四批于一九四三年六月200 人、第五批七月500人、第六批六月800人、第七批五月800人等,皆被送往防堵澳军、美军最前线的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岛打硬仗。


根据口述数据整理出来的各种纪录,生还之前「高砂义勇队」员都谈到「日本人吃人肉」的事实:如白种人尸称「白豚」、黄种人尸「红豚」、当地原住民尸「黑豚」、日本兵尸「混杂(肉)」代称。新几内亚岛上饥饿到极点的日本兵最可怕,连自己同胞日本人都不放过,所以当地有「吃人肉」习俗的原住民都怕遇到日本兵、被吃掉。从第二批以后的高砂义勇队不被宣扬、不拿来报导,也不寄通信回来,这些数以千计的「高砂义勇队」,万万没想到是被送往遭弃之不顾的饥饿战场上自生自灭。

    一般认为这些高砂义勇队效忠日本,愿意牺牲性命,但从战地寄来的「通信」内容,看不出高砂族要「死的回来」等词,反而强烈表达「粉身碎骨,为我族的名誉尽心尽力」、「发扬高砂青年的义气」、「绝不可输任何人的大决心,率先卖力工作」,以及对家乡父老青少无限的思念。有位「森田勇」的泰雅族青年,信中描写被日本军俘虏的美国兵说:

   巴丹半岛遭受我方总攻击才六天就沦陷了。然不管怎么说,仗输的那一方是多么地可怜。我看到敌俘不吃不喝,连躺下来休息的地方都没有,而如今濒临死亡边缘,令我难过得快流下眼泪。我们很幸运地在祖国日本的庇护之下过日子。但一旦仗输了,我也变成像那些敌俘一样可怜,所以重新为我仗赢决心打强心针。

    可见在那最残酷、最凄惨、饥饿和疲惫交迫的地狱战场中,台湾高砂义勇队青年不失人性。当然其中一个原因,是丛林勇士熟悉如何在热带丛林中,找得到食物和水求生存之道有关系。

    (六)让高砂义勇队迷糊的「终战」

    依二000年十月十七日统计,在日本东京皇宫附近的「靖国神社」中,因「大东亚战争」死亡而被供奉的灵魂总共2,133,778柱。这里不包括因「满洲事变」和「支那事变」而战亡者,可想而知所谓的「大东亚战争」对日本国民强迫牺牲及对整个亚洲带来的空前浩劫。

    日本殖民地台湾人民被驱赶赴战者计80,433人,军属与军夫共计127,650人,合计208,083人,其中战死及病死者30,304人。换言之,赴战者者每七人中就有一人死亡,以战争结束时台湾人口约600万人计算,约每2,000人就有一人成为战争的牺牲者。靖国神社从台籍三万人的战殁者中挑选27,800人与日人「合祀」供奉。

    到目前为止,以「高砂义勇队」之名送往南洋有多少人,死亡多少人等基本的人数统计,还不清楚。第一次高砂义勇队生还者中,有的因无法面对部落内其它战友遗属,深感愧疚和歉意,而有选择再次出征以求解脱而再不回来者。以新几内亚岛为例,岛上日军共十六万,其中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以后投降美军而生还的日本兵才13,000人,被收容的台湾人500人,高砂族2,500人。据一般说法,高砂义勇队共出动七次或八次,总人数有4,000人或6,000人到 12,000人等不同的说法,但这只能说是推测的数字而已。因为其中还有未到达目的地之前,就在航海途中遭美军轰炸,整个船队沉没而溺毙者也不在少数。然这些数字显示,特别是对安排人数稀少的原住民做日本的活箭靶,护国盾牌,消耗大量年轻男丁的作法,是多么残酷,近乎灭族的行为。

    一九四四年夏季以后,在新几内亚岛战场大本营的日军仓库中,早已没有任何军需物资可以叫高砂义勇队扛送。从战后在收容所的人数来推算,这时候至少还有二、三千的高砂青年在营服务。日军为了减少食口(?),将原扛运苦力的高砂族青年重新编入其它负有「特殊任务」的部队内,如「齐藤特别义勇队」、「猛虎挺身队」、「佐藤工作队」、「北本工作队」等,安排送死。另有一九四三年十、十一月,分批各500人送往菲律宾吕宋岛战场者,其中被取名为「熏空挺身队」者则是全军覆没,没有一人生还。

    欲搬货却没货可搬,而改编入日军部队内的高砂族青年们,随着接近一九四五年八月的战败,从该年二月执行从日军上司下达的各种命令。首先他们出任「宣抚」当地原住民的工作,这可说是台湾「理蕃」绥抚的翻版,如设简易教育所教日语或唱日本歌、或者赠送布片以防当地原住民倒戈。接着接到「自给」命令即食物、水等一切要「就地取材」。到了七月收到「玉砕」全军战亡的命令,八月十六日又收到「各自手上持有文书烧毁令」。
各部队的长官手拿着美军空投「日本投降」字样的文宣单,对着高砂义勇队员说了一句简单的话,说:「战争结束了,各位辛苦了。」因为高砂义勇队员原本对皇军深信不疑,而一时间无法了解「战争结束」的意思。

日本军官也不直接了当地说「皇军惨败投降」一词,害得高砂义勇队员在胡里胡涂的情况下缴械,乖乖做美澳军营的俘虏。在俘虏收容所内虽然已被分为日本人、台湾人、朝鲜人等,但日本人深怕「吃人肉」事件被揭发而受到严厉的处分,曾偷派使者到旧殖民地人的收容所,下达全数重编为「光部队」的密旨,并叮咛保持沉默,以求顺利脱罪。

    然前「高砂义勇队」唯一想知道的答案,就是到底日本是战败的、还是打赢的,就那么简单一句话而已。

    二、靖国神社与元「高砂义勇队」

    (一)、靖国神社与「高砂义勇队亡魂」

    根据一九七八年日本朝日新闻报导,在  一九七七年夏,台湾籍出身的前日本军遗族代表向日本的靖国神社要求归还祖灵。  后有日本佛教界团体也依宗教信仰不同的理由,向靖国神社要求从其供奉「祭神」名单中移除。日本帝国旧殖民地朝鲜人也向「加害者」日本讨回民族人格尊严。于  二000年正式向日本政府、小泉首相、靖国神社提出控诉。

  二00二年八月台湾前「高砂义勇队」遗族代表亲赴日本靖国神社要求「还我祖灵」,要求被拒后,于  二00三年八月正式向大阪地方裁判所(法院)控诉日本政府、小泉首相与靖国神社。

    二00四年五月,大阪地方裁判所判决,被告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不涉及国家立场,虽身为「内阁总理大臣」,但在紧急情况下的行为,仍然可解释为属于个人行为,并无违背「政教分离」的宪法精神;另被告靖国神社虽然曾拒绝台湾人遗族要求取消「合祀」(与日本兵等共同被祭祀)之诉,但仍有遗族到被告—靖国神社参拜,而不能视为被告对遗族以自己的方式祭祀或追思往生者加以胁迫或干涉,且在原告证据不足下,被告靖国神社并无侵犯原告法律上的权益,故原告对靖国神社之要求也无从判断。因此法院下定的「结论」,是「原告要求没有任何理由」而判决「弃却」,即控告不成立。此控告不成立的判决,对前「高砂义勇队」遗族,显然非常不公平。日本的法院面对「国家大权」时,似乎不敢公平审理,赔掉了司法正义的形象。

   曾沦落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朝鲜,在日本大打「大东亚战争」时被不自由地投入战场。日本人说这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解放亚洲民族」而打的「圣战」,但实际上是为了掠夺印度尼西亚石油而侵略南洋的侵略行为。台湾原住民族在此日军陷入无法自拔的苦战时,被充当作日本人的替死鬼。特别是台湾少数的原住民「高砂义勇队」在固有部落传统文化完全被否决,加上处在日警武力强压下,不得不接受「绝对听从官命」的命令。

    「高砂义勇队」在日警的心目中,是连二等兵都不如的军中苦力。「高砂义勇队」能够被列名在国家级神社—「靖国神社」中,能与北白川宫能久以下日本将领「英灵」同座,是多么了不起的「皇恩」荣耀。

    然而从「高砂义勇队」的立场来看,不是协助日本的侵略战争,而是为了推翻长期被污蔑、被压迫,为自我拯救族人而敢赴战场,欲证明谁是真正有高尚人格,信守承诺的英雄好汉。

    战后曾在南洋战场上被「高砂义勇队」帮助而能死里逃生的日本人,对此「救命恩人」表示衷心的「感恩」,但这些日本人和日本国家不但不知道怎么「报恩」,反而继续不断地伤害且瞒骗台湾原住民。

    (二)、前「高砂义勇队」新生代抗争靖国神社

    二000年(平成12年)四月,团名「高砂义勇队访日团」共十人,在日本人曙光会门胁朝秀的安排下,被招待到日本访问十天。四月五日上午八点四十分此一行人,被门胁朝秀带领到靖国神社参拜。

   接着二00二年(平成14年)四月三日门胁朝秀又率领前「高砂义勇队」遗族参拜靖国神社。这回招待的对象以一九三0年「雾社抗日事件」的后代,南投县仁爱乡出身的泰雅族前「高砂义勇队」遗族为主。这些原住民也与上回一样,免费招待旅游日本十天。日本媒体为此「雾社抗日」原住民后裔参拜靖国神社,花了大篇幅报导。因为这的确令日本人震撼,认为连抗日的雾社原住民都这么地「爱日本」、「亲日本」、「崇拜天皇」,可以说是日本在战前五十年殖民台湾得到高度的肯定。特别是日警「理蕃」被解释为成功地改造「野蛮人」迈向「文明人」,留下最好的、最光辉的政绩。带领的门胁,还替雾社原住民代为回答记者的采访说:「我曾多次向高砂族人询问:『是否还怀恨日本?』,他们一致回答『没有』,因此能实现此参拜靖国神社之行。」

   「因为我义父的的灵魂在靖国神社,所以我就想参拜靖国神社。」    某雾社遗族如此表明参拜靖国神社的个人理由。对台湾原住民族来说,没有任何政治性动机,只求与祖灵互通互慰。然而,日本曙光会退役老兵团体,竟然坏到利用「高砂族」后代子孙作「活证人」,塑造其向往日本的形象,肯定日本「大东亚战争」是「圣战」。对这些日益凋零、年逾八十的日本老兵来说,这二十几个来自台湾雾社的原住民乃成为最终凝聚「皇民精神」的救星。靖国神社、日本政府和法院,从此二十几个前「高砂义勇队」遗族访日行为,似乎也找到了合理化、自我脱罪的解释。台湾原住民再次被利用、欺瞒、误解了。

    然前「高砂义勇队」新生代扛起抗争「靖国神社」所代表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和思想。台湾原住民族新生代已脱离被殖民「理蕃」的束缚,为回复自己民族尊严,努力开拓新时代。对抗靖国神社,提出「还我祖灵」的诉求,乃是其中「还原原住民族苦难史」的一环,艰辛创造民族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过程。    从文献上的「高砂义勇队」寄回来的通信中,看不到「死的回来」的「玉砕」念头,可见当时皇民精神根本不存在于高砂青年的心中,反而他们不敢违背祖灵的叮咛:「不能在野外死」。祖先的叮咛,引导台湾原住民如此骁勇善战。台湾原住民最大的忌讳是死在野外成为孤魂野鬼的「恶灵」,因此绝不能死在外头,一定要活着回来。
日本人怎么强行灌输台湾原住民族「高砂族」,效忠天皇最崇高的表现乃是「死的回来」,绝不能「活着回来」的生命观,但得到的结果,是恰恰相反的。台湾新生代原住民族,更不能忍受祖灵被日本压迫、困锁在靖国神社的事实,也为此捍卫祖先遗训而向日本抗争。靖国神社供奉前「高砂义勇队」灵魂的行为,只证明日本军国主义仍旧欲控制台湾,不愿解放台湾原住民,而企图让台湾原住民作永久的「怨灵」奴隶。

    日本法院判决「弃却」声明,显然完全不采纳原告台湾原住民族所列之理由、证据和诉求,而是站在完全偏袒日本国的立场。从原住民的立场发掘更多更具体贴切的历史证据,即是台湾原住民族新生代能真正地夺回原住民尊严和再生的契机,也是受到祖灵庇佑的起源。相反地,日本人不仁不义地只想利用「雾社」原住民遗属身上塑造「亲日」、「媚日」的小动作,成为国际人权运动上的退步,留下了一个大污点。

    三、结论

   前日军慰安妇问题因其严重侵犯女性人权而引起各国政府、民间人权团体等广泛的谴责。日本政府也一度为弥补此「历史的伤痕」,曾在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中记入两行字,以表达日本人对历史的反省,却引发日本国内外历史教科书的论争。

    前「高砂义勇队」长期被外界误解为「最亲日」,站在侵略者日本「皇军」同边的形象;「高砂族」的名字,被误解成为日本天皇牺牲奉献、无怨无悔、死而不憾的代名词。战后日本老兵到台湾,向前「高砂义勇队」表示最高的敬意和谢意,但这些诚挚的私情,回国之后却不能成为「感恩图报」的原动力,不愿为原住民作任何洗刷误会的行动,还想继续欺瞒,阻止历史真相的还原。日本政府也因台日间没有邦交,志愿「义勇」原本就是无法理可循的体制外出征行为,与日本无关,而不道歉或致谢!日本人对其救命恩人的「高砂族」,不愿赔偿。那「高砂义勇队」大公无私的英勇,也不被编入日本教科书中公诸于世。其实日本人不愿意「高砂义勇队」的真相曝光,是因为害怕世人看穿日本在侵略战争中,其实暗藏着「灭族」的犯罪企图。

    从战前到战后,日本人不断地对台湾原住民族反复洗脑,灌输战前「大东亚战争」是「圣战」。日本政府为此大骗局,应负「国家犯罪」的责任。特别是台湾少数民族在日本五十年的「理蕃」政策下,完全失去自主权,只作日本的奴隶。雾社抗日抗暴起义,是为民族尊严、求生存最严厉的控诉。结果事件后日警「理蕃」当局,更加严厉地监控台湾原住民族,对其施展彻底地「皇民化」政策。

    高砂族皇民化,是原住民族传统文化和精神消灭的最后终结,也是利用「志愿」之名义实行灭族政策。台湾总督府「理蕃」最高当局在「理蕃之友」上呼吁,动员十五万高砂族作护国盾牌!若能如此「洗脑」成功的话,所谓「理蕃」最终目的圆满达成而结束。叫十五万高砂族牺牲作护国盾牌,这种政策难道不能说是一网打尽的灭族计谋?不但如此,战后还利用那些幸存的前「高砂义勇队」和其家属,继续污蔑原住民族的尊严。

    靖国神社战后在一九四六年改头换面成一般宗教团体,但因其祭祀对象为百年战亡灵魂,性质仍旧与战前「护国神社」即「侵略神社」相同。因此仍可以说是扮演延续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最后堡垒的角色。

    然而,台湾原住民族即使处在强大的国家强权压力与日本的台湾总督府最后计谋:让原住民灭族的「皇民化」政策下。历经「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的进化论考验,「高砂义勇队」骁勇善战、「活着回来」的不争事实,证明了与自然共存、爱护自然的民族绝不会被淘汰的铁律。

   二00四年台湾原住民新生代,控告日本政府、小泉首相和靖国神社,这可说是台湾原住民正努力用自己的手改写族人历史、推翻污蔑历史的新一页。相对之下,日本不尊重弱小民族、不关心人权、对异文化不愿了解的落伍形象,在二十一世纪反而损害了日本。

228开始的十天里:

 

说228之前,是外省的坏。是蒋坏。

 

说228之后,是外省的坏。是蒋坏。可以接受。

 

但是从228开始的十天里是谁地坏呢?可公评之。

 

 1、外省妇女被迫裸体游街、裸体跳舞。

 

「台北市二二八事件调查概要报告」「二二八事件文献续录」(页60) 「......将外省妇女衣服脱尽,游街示众,......。」 -曾今可「台湾别记」「二二八研究」(页431) 「......万华车站有一个穿旗袍的少妇被暴徒脱去衣裤,迫令裸体跳舞。.....」

 

2、外省妇女被强奸,轮奸。 -唐贤龙「台湾事变内幕记」(页95) 「......在新竹县政府的桃园,被羁囚于大庙、警察局官舍与忠列祠后山三地之外省人,内有五个女眷被台湾一群流氓浪人强行奸污后,那五位女眷于羞辱之余,均愤极自缢殉难。」 -国防部史政局密秘稿本「台湾二二八事变纪言」「二二八研究」(页31)「......大溪镇国民学校女教员被暴徒轮奸,经高山族女参议员李月娇救护始脱险,......。」

 

3、外省孕妇被砍死,剖腹。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事件纪要」「二二八事件文献续录」(页516) 「孕妇刘氏被暴徒用日本之武士刀对准腹部插入,立时毙命。......」 -曾今可「台湾别记」「二二八研究」(页431) 「......太平町有某公务员之妻怀孕将产,被暴徒剖腹,将胎儿取出掷地。....」

 

4、外省小孩被殴打、摔死。 -戴国辉、叶云云「爱憎二二八」(序言,页3) 「有些流氓模样的青壮年,则妨效日本人头绑白布巾,口骂『支那人』、『清国奴』 不分青红皂白地找出外省人殴打出气,连就读于台北女师附小(现台北市立师院实小)的小孩也无法幸免,惨遭拳打脚踢后,还被推入学校前的深沟中。......」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事件纪要」「二二八事件文献续录」(页516) 「一外省籍之五岁小孩,随母出街,为暴徒瞥见,......此小孩亦被暴徒用力扭转面部,倒置背后,实时气绝毙命。......又一小孩被暴徒将双脚提起倒吊,头部猛向地上猛击毙命。」

 

 5、本省人四处搜寻外省人以泄忿,拿武士刀砍杀外省人。 -谢鹰毅访问记录(行政院,页2)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花莲地方也有一些自海外返台的退伍军人,拿着武士刀要追杀外省人。」 -夏奕「它告诉我们什么」「二二八研究续集」(页8

 

「他们(本省人)考验你是否『阿山』(外省人)的方法,一是说『台湾话』,二是说 『日本话』,三是唱『日本国歌』,有一项考不来,那一定是『阿山』无疑,于是 轻则殴辱,重则打死,......。」 -

 

「台南盐政局李熙元关于台北市『二二八』事件致盐政总局电」「台湾二二八 事件档案史料」 「......下午情形更为严重,街上之穿中山装、西装及说外省话者多被殴打,...」 -刘先生访问记录(省文献会,页348)

 

「二月二十八日当天整座台北城,锣鼓喧天,......一时秩序大乱,场面失控,凡是穿着长袍马挂者一律被殴打得遍体鳞伤,抱头鼠窜,......。」

 

转贴: 二二八事件中被遗忘的章节﹗

 

 (二二八事件目击者 - 萧玉珍口述) 本人亲身经历二二八事件﹐现虽年事已高﹐但自觉有义务将当时所见所闻加以说明﹐一为历史作见证﹐二来但求告慰这些冤死者在天之灵。 我是广东人﹐当时在厦门高等法院作个小职员。与同事朋友十余人一起赴台观光(当时大陆局面尚未恶化) ﹐在基隆﹐台北游玩后﹐再独自至高雄探望叔伯。我们一行人坐着朋友借来的车子到四处游玩。二二八当日及后两三天高雄平安无事﹐大概就在第四五天时﹐我们在外面玩到一半时﹐高雄就变成了个恐怖城。 依稀记得当日该是个周末吧﹐街上游人甚多﹐在下午一两点﹐我们欲转往屏东游览时﹐暴乱开始发生。在十字路口﹐我们被一群浪人拦车盘查﹐为什么称他们为浪人呢﹖

 

因为他们都是一副日本打扮 - 头绑日本巾﹐手持武士刀。都是五十岁以下之壮丁﹐二三十人一伙﹐拦人拦车查问。我们厦门也讲台语﹐因此未遭毒手﹐但当时我亲见车外两位男子被盘问砍杀的整个过程。

 

他们当时被拦下﹐被用台语盘问﹐供日语没﹖不会。供台语没﹖不会。供客话没﹖不会。当场﹐巴格野鲁﹐干XX ﹐武士刀就砍下来。一人当场罹难﹐另一人想逃跑﹐亦被追上用武士刀砍死﹐身上喷出的血溅了尺高。 当时只以为是局部的﹐偶发的事件﹐只想逃离现场﹐结果越走越不对劲﹐几乎每个大路口﹐都有这类浪人成群的在把关﹐街上的尸体也越来越多﹐惨不忍睹。在车上眼见对穿旗袍者就连问都不问﹐持刀就砍﹐男女老少全都不放过﹐有的甚至全家罹难。

 

小的有至襁褓中的一两岁小儿及大至十来岁的小孩﹐都无一幸免﹐更有的头被完全砍掉﹐身首异处。不把人当人﹐只要非我认同族类﹐一律消灭﹐与南京大屠杀军民不分的同样兽行。 我们深受惊骇﹐决定绕路返回﹐结果是愈见愈惨﹐尤其是高雄火车站﹐前镇一带及往高雄工职的大马路上﹐尸体堆积如山。就我粗略估计﹐应有上千人之多。仅高雄一地﹐我所见者就如此﹐全省死难者更不知有多少。 你无法相信这是因为单纯的行使公权力的查私烟风波而起﹐也不可能像大陆上荒年欠收﹐民不聊生的暴动。要说对当时施政不满﹐为何要以血淋淋的百姓生命为祭品﹖

 

 为何要以族类划分生死﹖其实﹐真正的台湾人是很善良的﹐在暴动时也都躲在家里﹐更有的对逃难者施以援手。

 

今碑文定稿﹐此段屠杀不交代﹐公益何在﹖ 当时在台的除军人外﹐外省人大部份就是公务员﹐及沿海省份来台经商人士﹐以温州人居多﹐浙江人也不少﹐这些人是无辜冤死的大多数。在街头屠杀还不够﹐这些浪人开始逐屋寻人杀戮﹐于是外省百姓开始逃向要塞寻求保护。在一些善良百姓帮忙下﹐假借日本装扮﹐恶补些日语﹐台语﹐以逃避浪人之盘查补杀。

 

姑不论所谓之定稿评论﹐柯远芬﹐彭孟辑﹐史宏喜﹐张慕陶等人﹐在当时的避难百姓眼中都成了保生大帝﹐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我法院一客家同事﹐先生在新竹当军需处长﹐住在客家村﹐亦被暴民入村点名要人。先生虽有两只枪﹐却不敢用﹐怕子弹用完仍救不了全家﹐只好个人躲入粪坑躲藏﹐还因此得病﹐但勉强幸免。

 

 当时外省人户籍资料根本不全﹐所以被屠杀多少﹐根本无法统计﹐遗留在大陆之亲戚家人根本无从得知﹐超渡无门﹐亦为人间一大惨事。 在如此悲惨﹐屠杀多日的局面下﹐你说政府怎能不派兵﹖而军队上岸后﹐所见遍地死尸﹐及街头上耀武扬威拿着武士刀滥杀无辜的浪人﹐又怎会不开枪呢﹖

 

没等到戒严﹐我就提前返厦门了。现虽已事隔半甲子﹐但当时之惨状。犹历历在目﹐难以忘怀﹐我若不替他们说出来﹐我心不安。 李登辉下令,行政院所出之“二二八调查报告” ,主要根据之书“台湾事变内幕记,记者唐贤龙着”中,强调所有本省死伤细节,而凡外省人被辱杀,凌虐部份,全被省略或淡化掉。

 

同样一本书,怎么可以说这部份有效,那部份无效?为何选择性采用?现引述原书部份“原文记录”如下:

 

1. 二二八日早上十一点,台北新公园,除了打死十几个外省人,殴伤二十几个公务员外,更有一个年轻少妇,搀了她一个三岁多的小孩子,正想由偏僻的小道回家时,却被几个流氓拦住了,们对她尽情的调戏后,一刀将她的嘴巴剖开,一直割裂到耳朵边,然后将她的衣服剥的精光,横加殴打,打的半死半活的时候,便将她的手脚绑起来,抛到阴湿的水沟中,该妇人惨叫良久后即身死,当该小孩正在旁边哭喊妈妈时,另一残暴的台湾人,变用手抓住该小孩的头,用力一扭,即将该小孩之头倒转背后,登时气绝。

 

2. 又在万华附近,一小孩被民众将双脚绑捆起,将头倒置地上,用力猛击,直至脑浆流出时方将其抛于路旁。

 

 3. 又在台北桥附近,有两个小学生,路遇民众,因逃跑不及,即被民众捉住,民众一手执一学生,将他们两个人的头猛力互撞,等到该两小学生撞得脑血横流时,旁观之民众犹拍手叫好。

 

 4. 当天下午,在台北太平丁,有一开旅馆之孕妇,被民众将其衣服剥光,迫令其赤裸裸地游街示众,该孕妇羞愤无已,坚不答允,便被一手持日本军刀之台湾人,从头部一刀下去,将该孕妇暨一个即将临盆之婴孩,劈为两段,血流如注,当场身死。

 

 5. 又在台湾银行门前,有一个小职员,当他刚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即被一个台湾人当头一棒,打的他脑浆并流,随即陨命。

 

6. 这时,适有一对青年夫妇路过此地,又被群众围住,吆喝喊打,吓得他们跪在地上求饶,时有很多的台湾小学生挤进人群中,一看原来是阿山,便连忙你一脚,他一脚,将他们两人踢在地上,滚成一团,这时民众更拳脚交加,棍棒其飞,不一会,他们变被打得血肉模糊,成了两具破烂的孤独魂。

 

 7. 在新竹县政府的桃园,被羁囚于大庙,警察局官舍与忠烈祠后山三地之外省人,内有五个女眷,被台湾一群流氓浪人强行奸污后,那五位女眷于羞愤之余,均愤极自缢殉难。

 

 8. 而该县大溪镇国民小学女教员林兆煦被流氓吕春松等轮奸后,衣服尽被剥去,裸体彻夜,冻得要死,后被高山族女县参议员救护始脱险。

[

仔细读了,谢谢。

其实你我以及洞庭的观点都差不多。都很爱护中华传统文化。我们之间细节上的差异有一点才是个性,每个人的思想都一样那就太乏味了。只要大方向是相同的就是朋友。求大同存小异,挺好的。

加拿大工作也一样,忙起来的时候星期六,星期天都加班赶工的。没办法,我是老共教育出来的,学会了工作兢兢业业。看来老蒋教你们也是要你们好好干活不偷懒的。老共老蒋,差不多嘛,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