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十九部样板戏”、“样板戏至少有二十多个”的说法，源自“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中臭名昭著的“初澜”。1974年初澜在《京剧革命十年》中，妄称八个样板戏是“第一批”，扬言样板戏“已有十六七个”。此后就有人把初澜吹起来的鸡毛拿来当了令箭，“样板戏”就论了“批”，混乱得再也说不出一个准确数。直至今日，还有人抱着“鸡毛”不撒手，并以此为据公开在网上卖弄：“样板戏只有8部？别再错下去了！”
所谓“样板”，就是一个示范。“现代题材的京剧 = 样板戏”是完全错误的观念，难不成现在出一部现代题材京剧也能叫“样板戏”？
一部文艺作品，如果全是高潮就没有了高潮，同理，如果全是样板也就没了样板。所以1967年“八个样板戏”以后的创作，不能随便也称为“样板戏”。
“样板戏”的正式名称为“革命样板戏”，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贯彻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光辉样板》一文，首次将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 并称为“江青同志”亲自培育的八个“革命艺术样板”或“革命现代样板作品”。196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一文，正式提出了“样板戏”一词。1968年5月，纪念邮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发行，新华社配发了一篇报道，副标题是“邮电部为八个革命样板戏的诞生发行一套纪念邮票”，“八个样板戏”的说法已经很明确了。
八个样板戏之后，在1968年推出了“钢琴伴唱《红灯记》”，不过是样板戏《红灯记》的一个延伸或移植，唱腔不变，演员不变，连化妆都不变，其实只是换了伴奏的“折子戏”。这就是当时人们的印象，称作“第九个样板戏”是毫无根据的。而“交响音乐《沙家浜》”不同，并非换伴奏，而是加入了更多的合唱和乐章。
此后不久推出的“钢琴协奏曲《黄河》”连“戏”都算不上，也被初澜勉强地拉入“样板戏”。
后来还有许多地方戏剧对样板戏进行了移植，比较著名的湖南花鼓戏《沙家浜》。1969年，样板戏中的五出现代京剧重新改版，和1967年的版本都有增删。这一改版似乎很多人不知道，初澜也只字不提。只有文革过来人中的文艺爱好者才注意到。笔者不完整的记忆如下：
《红灯记》砍掉了鸠山的唱段“铁蹄踏遍松花江”，日本鬼子不能在台上太过猖狂；李玉和增加了唱段“一路上多保重”，强调“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铁梅的唱词“怎说没留什么钱”似乎有些俗气，改为“光辉照儿永向前”；界壁儿慧莲和磨刀人也都有了一段唱。
《沙家浜》：胡传葵的唱腔“想当初”、“七八条枪”、“俺胡某”都把调子降了，“我才出缸”改为“我才躲过大难一场”，后面“上海滩炮声响”的唱段也改为简短的对白；郭建光“听对岸响数枪”唱段，“手中枪”后面本来以“就能够坚如磐石百炼成钢”结尾，改为“毛主席，党中央…”，加长了一大段内容；沙奶奶“七个儿子”给适当地“计划生育”成了“四个”，“七龙”也就升格为“四龙”，而且也给加上了一段唱。
《海港》的钱守为，原本不过是个落后分子、“中间人物”，为突出“阶级斗争”变为对新社会怀有仇恨的敌我矛盾；高志扬的唱段“狂风阵阵掀巨浪”不知道怎么就没有了，也许就是因为不能用“钱守为道短长”来掩盖阶级矛盾。
《奇袭白虎团》原本不过是一出慰问抗美援朝前线的武打戏，1969年前除了那段“打败美帝野心狼”外，没什么给人印象深刻的唱段。新版增加了很多唱段，但有名的花脸方荣翔不过担任一个配角，仍没有流传下来很多被广泛传唱的段子；主角本叫“杨伟才”，估计是用了原型的真姓，改为“严伟才”。
《智取威虎山》中，1969年加入了流传至今的管弦乐“打虎上山”前奏。除了删减了座山雕唱段外，第一个大的唱段“三十六颗红心向太阳”被砍掉结尾段落没了这唱词，变成“誓把反动派一扫光”；“几天来摸敌情”等唱段也有删减，增加的小常宝“坚决要求上战场”唱段，流传得比早就有的“八年前风雪夜”还要广；“我一连灌他八大碗”改为“三大碗”，“八连长”改为“三连长”，有可能和台湾公交车忌讳“八路”是同样原因——敌人没资格用咱这个数，但也可能是听不惯敌人如此嚣张；“203”改为“参谋长”，“孙达得”改为“申德华”。
更加奇怪的是，“一撮毛”这个土匪的外号改为“野狼嗥”，简直匪夷所思！小说中这个土匪有名有姓叫“郎占山”，因右腮上有个大黑痣并长着一撮长毛得此外号。什么原因要改？是不是江青的主意？至今也没有答案。
能够想出唯一合理的解释：不宜使用这个“毛”字。
当然同时期也有样板戏以后新的现代题材京剧陆续创作出来。只是直到1974年，才由初澜发表文章，把后续的若干文艺作品也列入“样板戏”。
我们注意到，现代人很多不知道“交响音乐《沙家浜》”是八个样板戏之一，因为凑不齐八个的数，于是就搬出后续被初澜定义“样板戏”中的一个，凭着个人喜好充当了“八个样板戏”的“之一”。因为没有标准，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各执一词。使得“样板戏”、“八个样板戏”的概念更加模糊不清，混乱不堪了。
更加应该注意到，1974年正是“四人帮”猖狂“批孔”“批周公”的时候。初澜抛出这样的文章，是在为“四人帮”鸣锣开道。现在居然有人还将“四人帮”这篇居心险恶的御用文章当依据，不知道打的是什么主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