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七十年左右 , 李敖被關結束 , 放了出來 . 過一段時間 , 又開始寫書寫文章 .
那時候俺買了 “李敖文存” 第一集和第二集 , 裡頭就有這篇 “這樣笨，還要做強盜 ?” 的文章 .
這是俺看過的罵日本人罵得最痛快的文章了 .
但後來 , 書不知怎麼就不見啦 , 多年來一直想引用 , 但就是引用不出來 .
直到最近才在網上找到 , 還是大陸人有心 , 敲進了電腦登上了網 .
俺再整理一次 , 木匠兄與梧葆老兄請仔細拜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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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笨，還要做強盜 ?
日本童話裏，有一則“阿蘇史和強盜”。
阿蘇史是京都的一個地方官，常常晚上加班，回家很遲。
有一天，加班加的特別晚，他坐車回家，心裏不安，要碰上強盜。
情急生智，他脫下衣服藏好，坐在車上，車前仍舊掛著簾子。
不久，果然來了五個強盜，趕車的、跟班的，見強盜來了，都丟下阿蘇史，紛紛逃掉。
強盜用刀挑開簾子，一看大笑起來，原來阿蘇史頭戴烏紗，腳穿白襪，手裏捧著笏，光著屁股，正正經經坐在那裏。
強盜問他你怎麼這樣神經？阿蘇史說：“不是我神經，是剛才碰到了強盜，被剝豬玀了，你們來遲了。”
強盜恍然大悟，叫道：“一定是多襄丸那小子先下的手，走，我們找他算帳去！”
於是手拿火把，一哄而散。
阿蘇史望著他們的背影，哈哈大笑：“八個牙露！這樣笨，還要做強盜！”
這個日本童話，我認為最適合用來描寫這個島國。
我讀日本史、讀中日關係史，讀來讀去，每當掩卷遐思，我都想到光屁股的阿蘇史，和那笨的要命的五個強盜。
1933年，英國一代文豪蕭伯納，訪問日本。
當日本愛國者高叫征服中國的時候，他以諷世的口吻，告訴日本人：
“日本人絕不能征服中國的，除非日本人準備一個員警對付一個中國人。”
日本員警一個對一個日本人還不夠用，當然無法外銷支那，所以蕭老頑童的鐵口直斷，自然也就言必有中。
但是，以日本那麼毫無幽默感的民族，哪里聽得進去英國幽默家的忠告呢？
不來幽默的，迎合日本的嚴肅口味，來點嚴肅的怎樣？不行，還是不行。
嚴肅的是英國史學家湯因比。湯因比在蕭伯納談話後，發表論文，
指出一般人們認為日本發瘋搞侵略，物件只是中國不是美國這種說法，是站不住的。
湯因比說，抱著這種看法的人，不瞭解瘋子的行徑。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若在西線採取守勢，不難在東線打垮俄國。
俄國一垮，巴爾幹各國和土耳其都囊中物，何必先發瘋，要把法國、英國、美國都攪進來，四面樹敵呢？
可是，德國的瘋狂行徑是不可理解的，它就要蠻幹，把自己蠻幹垮為止。
德國如此，日本又何獨不然？不但何獨不然，並尤其如此。
因為日本的傳統文化中，根本就有“自殺”的特色。
仗打起來，日本還管什麼中國、美國，就會大幹特幹起來了。
“如果這種情況一旦發生了，整個大和民族毅然走上‘切腹’之路，也並非絕不可能。”
“武士道”與“町人道”
可是，湯因比的忠告有什麼用？發瘋的人總歸要發瘋。
日本在中國踩在夕陽裏以後，果然動手惹老美。
日本偷襲珍珠港，虎虎虎半天，證明不是老虎，而是一隻大笨牛－－不是其笨如牛，而是笨的根本就是牛。
邱吉爾在回憶錄中，把桃太郎成牛記消遣備至。
邱吉爾認為，為日本打算，日本如果非打不可，也該打英國，不該打美國。
那時候美國國會，僅以一票之差，通過延長徵兵法案，
如果不以一票多數通過，美國就得在二次大戰四處烽火的當兒，自己先解除武裝，足見美國國內想置身事外的氣氛多濃。
在這樣的氣氛下，日本可以放膽打英屬的馬來亞、菏屬東印度，美國一定袖手旁觀，這比打美國的珍珠港聰明多了，可是日本當局太笨，老是下錯棋。
最後，日本打了中國又打了美國，史學家湯因比的預言，完全兌現，日本開始自殺了！
自殺，對日本說來，是“武士道”行為。
一般人瞭解武士道，大都被它的浪漫與壯烈所吸引，而忽略它的傳統。
大家看到日本武士的切腹，切的那麼樣浪漫、那樣壯烈，只驚歎他們的從容，而忘了這種信仰，實際踩在一種先天不足的基礎上。
日本武士的信仰來自封建制度下的一姓打手信仰，武士道的先天只是一種“走狗道”、“保鏢道”。
它一開始是制度化的，年深月久，轉為道德化。
但是，不論怎麼轉，它的先天還是不脫愚忠與打架，找個不識大體的題目，“仇討”別人、“切腹”自己，
仇討也好，切腹也罷，目的都是做一條轟轟烈烈的奴才，“為主家”。
如果日本只來武士道，倒也好辦。
武士道比較糊塗，不喜歡打小算盤，不會計算，雖然性好鬧事，可是鬧不大，還沒有大危險。
但當武士道跟另一種“町人道”合流的時候，麻煩就來了！
"町人”就是日本商人。
現在日本商人住在郊區別墅，以前卻沒這樣神氣，以前都住街上、住特區裏，所以叫“町”。
以前叫日本町人，和中國古代商人一樣，沒有社會地位，
町人靠諂媚武士來做生意，所以他的地位，就正像石秀所罵的，是給奴才做奴才的奴才，
這種人好計算而短見識，性格最下三爛，所以稱為“町人根性”。
武士道加上町人道，就使日本人性格變的畸形，武士道使人過分趾高氣揚；町人道使人過分奴顏婢膝。
前者強人對他鞠180度大躬；後者對人鞠躬180度，總之，不大鞠特鞠是沒完的，但大鞠特鞠，哪里是平常的“相處道”？
武士道和町人道的流變結果，日本就出來了兩種外形的人物－－“軍閥”和“財閥”。
武士道流變出軍閥，町人道流變出財閥，軍閥和財閥只是兩種外形，並非兩類人物，很多日本通分不清這一點，卻號稱知日派，難怪老出紕漏。
武士和商人成為兩類人物，始終沒有混同，這種情況，只有在中國發生，在日本就不行。
日本的武士和町人，流變成軍閥和財閥的時候，混同得很厲害，株式會社的町人招牌下有武士，尊王攘夷的武士思路下有町人。
換句話說，武士從商就是町人，町人拿刀就是武士，他們只是一類人物的兩種外形，是新日綜合體，不是兩類大和魂。
東洋統計學
有些字眼，大家都不要，卻喜歡丟給對方，“東洋”兩個字，就是其中之一。
日本稱中國作東洋，其實日本在中國東面洋中，自己才是名副其實的東洋，於是，中國將這字眼擲回，叫日本是東洋。
什麼都好端端的，可是一東洋化，就糟糕伊媽死，像“東洋菜”（料理）、“東洋車”（人力車）、“東洋參”（日本腹參）等等，
一東洋，就荒腔走板，小題大作。其中最要命的，是“東洋統計學”。
19世紀的英國首相迪斯累裏，有一句名言，他說“謊話有三種：謊話、可惡的謊話和統計學”（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lies:lies,dammed lies,and statistics）
統計學這種科學方法，和東洋參一樣，消受不好，就大受其害。
日本町人喜歡打小算盤，抓到了統計學，認為獨得其秘，開始大統其計，什麼都一廂情願起來。
他們認為根據統計學，打中國會贏；根據統計學，打美國也會贏，殊不知毛病就出在統計學上。
最後吃了原子彈，證明了統計學是謊話，東洋統計學是東洋謊話，結果是，美國軍人佔領了日本。
美軍佔領日本以後，日本的東洋統計學家還在執迷不悟，搬弄個沒完。
吉田茂做首相，料理善後，為解決糧食問題，向美國要食米。
日本農林部估計需要450噸也才過關，可是美軍總部一算，不到6分之1－－70萬噸－－就能過關了。
麥克亞瑟把吉田茂找來，問他日本人的統計學怎麼可以這樣？
吉田茂手一攤、臉一笑，說日本如果統計做的好，當年也不會發動太平洋戰爭了！
東洋統計學公算太平洋戰爭，毛病不在算出第一仗打得贏打不贏，而在沒算出打贏以後怎麼辦。
就是說，不在能不能打下馬蜂窩，而在打下以後怎麼辦。
日本軍閥和財閥的致命傷，實際如此。
日本人搞“東洋歷史”，費了九牛二虎的氣力，可是還是只見其小，不見其大，都是錯認中國。
這毛病不在中國，而在日本狗眼看人低的態勢，自己矮，把別人也看小了。
遼耶律德光入中原，群盜大起，煩得耶律德光說“我不知道中國人難制如此！”乃引兵北歸。
小日本那麼多“支那通”，卻不知道“中國人難制”。
中國人難制，連中國人自己都制不好，哪里輪得到小日本來制？
長蟲吞象，真不知天高地厚。
日本支那通聽到中國人南蠻繞舌，
有的把日本念成“一本”（江西佬）；有的念成“二本”（湖北佬）；有的念成“四本”（寧波佬），
弄糊塗了，不曉得的自己是老幾、是幾本了，居然就想和中國“大東亞共榮圈”了，真是糊塗透頂，比中國人糊塗一倍。
中國人糊塗，是腦滿腸肥型，還有個譜；日本人糊塗，卻是滿腦肥腸型，攪成一團慘不忍睹。
非即服仁丹一萬粒，不能斷腸；腸不斷，就無法自腦中取出，只好昏頭漲腦，發展“精神動員”，
日本軍部發行《帝國與列國的陸軍》宣傳冊，大喊精神動員，就正是滿腦肥腸的傑作。
何況，東洋統計學家在公算第一仗的時候，也因為“海賊酢”（Ika Su）來的太多，結果善後難以料理。
日本打中國，一開始想到日俄戰爭模式，但日俄戰爭每天軍費只是360萬，
打中國每天光前線就要500萬，第一個月的開支就超過了日俄戰爭19個月的總和。
日本預估的“三個亡華論”都不准，6個月也亡不下來。
73屆國會上，近衛首相硬著頭皮說：“以後我們要準備做比以前更大的犧牲，不然的話，我們過去幹的事，就變成了未來的禍因。”
日本人已經一隻短腳插進了泥裏了！
抓兔子嗎？
一個人一隻腳插到泥裏，撥不出來，至少要做到一點，就是避免另外一隻再插入，避免再製造新禍因。
但是這種聰明，日本當權派絕對沒有。如果有，早就不會有盧溝橋事變了。
9.18事變，日本已吃下東北，還沒有消化掉，又要吃華北。
宇垣看出這種危機，他說：“滿洲建設還沒完成，又發生中日危機，等於同時抓兩隻兔子，最後一隻都抓不到。”
但是，日本走的路，卻是抓住第二隻兔子，並且用短腳大競走。
山本56以聯合艦隊司令的地位，先警告手下不要對珍珠港偷襲有異議，然後向上面攤牌，不批准，就辭職。
第三只兔子就這樣抓起來，結果是抓的不是兔子，而是老虎的尾巴。真正“虎！虎！虎！”
“虎！虎！虎！”是日本空軍偷襲珍珠港成功的代號，誰想到這個代號一語雙關，偷襲美國老虎的屁股上。
別以為東洋統計學只抓到三隻兔子為止，還有主張第四只的呢！那就是東條。
東條擔任陸軍次官的時候，在盧溝橋事變後兩年一個月，在軍人會館在鄉軍集會上，就主張為了解決“支那事變”，日本不惜對英美作戰，再對蘇聯作戰！
東條的行為不是東條個人的行為，東條的瘋狂也不是東條個人的瘋狂。
看了《橋本日記》的人，都不難看到日本少壯軍人“尾風”對帶頭的影響，
日本的“平均公民”既然如此走火入魔，東條的行為與瘋狂，只不過代言代表而已。
日本的“尾風”與“平均公民”，有幾個不千萬打中國的主意？
有幾個千萬“八紘一字”征服世界的迷夢？
但是，“尾風”與“平均公民”的思想哪來的？
這又追溯到武士和町人傳統，這種傳統，新日綜合體得有問題，害了日本。
日本明治維新固然接受了西化，但在骨子裏，並不那樣一帆風順。
傳統的新日綜合體開始端出一種“和鬼魂洋才”的公式，定義就是“西學為體，日學為用”。
這種公式是一種如意算盤，把西方近代文化看成一種百貨公司，可以任由日本人挑“好”的，不要“壞”的，
然後加上日本自己的“好”的，來個二合一，創造出一個日本新文化。
就是這樣，日本選了西方的船堅炮利，丟了西方的良法美意；選了西方的帝國主義，丟了西方的民主基礎；
選了西方的近代學術，卻加上町人本位解釋，生吞活剝出東洋統計學。
“西學為體”可使日本平步青雲；但是，“日學為用”卻使原子彈平步青雲，
第一顆原子彈炸到廣島的時候，日本防空總部接到的報告是：“投彈無數！”
－－最後還是統計得一踏糊塗，不知投彈只有一顆！
“日學為用”的東洋統計學！
據吉田茂總計：1945年8月15日，日本在完全枯竭中停止戰爭。
這個歷史上最大的錯誤估計，使日本過去的許多成就，都為之殉葬。
戰爭使日本損失了68萬平方公里的領土、毀了250萬棟房子，首都出現了300萬噸垃圾！
更嚴重的是日本人心理上的打擊。“因大多數日本人相信極端民族主義者所謂日本無敵的斷言，他們深信國家從事太平洋戰爭是正當的。
由於這些信念，他們在戰爭中曾經做巨大的犧牲，忍受無數的艱難痛苦，結果目擊他們的國家作戰的理由毫無根據，並被認為是侵略者，
當然很多人為之震顫，對他們來說，這些事件的轉變等於精神權威和他們所信奉的一切格言全部破碎。”
“好的失敗者”？
如果時光倒流，把上面的這些統計數字，帶到1941年12月29日的日本重臣會議上，不知東條有何感想？
當天的會議上，除了74歲的岡田外，沒有人反對打珍珠港。
東條會上大罵岡田是老不死，專訪日本打美國，不是亂打的，“有詳細數字的演算根據”！
好個詳細數字的根據！所有的詳細數字，都化成了千百萬噸碎磚斷瓦，變成了吉田茂的歷史憑弔。
乍看起來，東條是禍國者，吉田茂不是，其實全不對。
做奉天部領事時候的吉田茂，做田中內閣外務省次官的吉田茂，根本就是侵略的元兇，
就像做滿洲國實業部次長的岸信介，做東條內閣商工大臣的岸信介，根本也是侵略元兇一樣。
日本人不論文的武的、老的少的，他們的心靈深處，都是武士町人的情結。
因人而異的，只是比例的多少，而非事實的有無。
日本人咒罵原子彈盲目殺人不人道，說一下子使廣島傷亡13萬，災民17萬。
但日本人何不想想：他們在南京睜著眼睛“人道”的殺人，一殺就是30萬！
當日本東京80萬人大遊行，慶祝攻佔南京的時候，《每日新聞》隨軍記者，在《紫金山下》專文中，曾有這樣的報導：
準尉宮岡和野田曾約定做一個砍殺一百個敵人的比賽。
12月10日，兩人在紫金山下相見，手中都拿著砍缺了口的軍刀。
野田道：“我殺了105人，你的成績呢？”宮岡答：“我殺了106！”
於是，兩人同作狂笑；哈哈，宮岡先生多殺了一個！
可是很不幸：就確定不了是誰先殺到100之數的？
因此，他們兩人決定這次是不分勝負，重新再賭誰先殺滿150中國人；
12月11日，比賽又在進行中。
這種事，除了日本人以外，還有哪國人幹得出來？
再看紅十字會副會長的描述：
對於女人，日本兵的行動更壞，是文明世界所夢想不到的。
日本兵對女人的嗜好，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
一次，日本兵以三輛卡車，劫婦女到兵營去，逐一強姦。我阻止他們，無效。
這些婦人，由十二三歲到四五十歲。
我曾目擊日兵的強姦。
有時候，日兵在沐浴處強姦中國的婦人。後來，我們走進去，我看見沐浴處的裸體女人在哭。
又一次，我同馬基氏到南門東新開路第七號。發現該家11人被殺，三人被強姦。
婦人之中，兩人14歲，一人17歲，日軍於強姦後，把東西塞入陰戶中。另一年輕的女子，在桌上被強姦，桌上有血。
又有一家人，乘船過河。至河中，被日兵發現。日後檢查船內，發現青年女子，就在老父與丈夫面前強姦。
丈夫非常憤怒，被日兵所殺，老父和女兒也被投河溺死。
這種事，除了日本人以外，還有哪國人可以幹的出來？
再看外國教授的回憶：
就是在安全地帶，中國婦女被日本兵強姦的，每天最少有8000人之多。
我的一個德國同事，任職“國際安全地帶委員會”，親眼看見日軍奸殺暴行達20000次之多。
特別是在南京大學的校園裏的日本兵，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奸殺9歲的女童及76歲的老祖母。
而且這些奸殺事件，大約有三分之一是在白天進行。尤其有不少的奸殺事件，竟在大馬路上，其情其景真是衣冠禽獸。
這種事，除了日本人以外，還有哪國人幹得的出來？
二次大戰期間，美國國防當局請邀請人類學家班妮迪研究日本，
她寫下了《菊花與劍：日本文化模型》一書，認為日本人有高雅如菊、殘暴如劍兩面性格。
日本人殘暴倒是真的，但高雅卻從何說起？
高雅需要大智慧，可是日本人太笨了，日本人老是全國上下一條心，勤勤懇懇，大家努力做笨事。
吃原子彈以前，他們耀武揚威不識大體，笨事主題是“軍事侵略”；
吃原子彈以後，他們灰頭灰臉地爬起來，笨事主題改成“經濟侵略”，還是不識大體，
不顧國際貿易的平衡，老占別的國家便宜，使人積恨。
去年11月，《每日新聞》駐華盛頓特派員古森羲久，報導訪問美國前駐日公使耶瑪遜的談話說：
1978年的日本，跟1930年的日本，情形最像，日本在走危險的老路。
日本人怎能不走危險的老路？日本人伺侯好美國大兵，就以為自己是一個“好的失敗者”（Good Loser），
其實好的失敗者在能從失敗中得到目光遠大的教訓，而不是另一套方式的卷土胡來。
日本人從不是一個“好的勝利者”，所以，他也很難是一個好的失敗者。
日本人不是好的失敗者。這種現象，在東京大審的時候一覽無餘。
在日本投降那天，東條寫信給他的私人秘書赤松貞雄，堅決表示：
“美軍必然會以‘戰犯’之罪抓我，那時候我就以‘日本模式’對付。
…我不願以日本人身份站在敵人法庭受審。”
東條是武士世家，他要“日本模式”對付老美，除了“切腹”，還有什麼？還等什麼呢？
但他在等，等到1945年9月11日下午4點，等到美國憲兵到了他家門口，他才舉槍自殺－－沒有“日本模式”、沒有“切腹”的自殺。
消息傳了出去，有人大罵：“豬！”
更豬的還在後頭呢！東條居然沒死，給救活了，給送到“敵人的法庭”，當了被告了！
三年後的12月13日淩晨，東條被戴上黑色頭罩，吊死在絞刑架上。
日本人撿到他和六個戰犯的部分骨灰，埋在名古屋郊外山頂，題名“殉國七士墓”
二十年後，日本“又是一條好漢”，又還魂了，日本的脖子接受了失敗，日本的腦袋卻還沒接受，
日本的經濟侵略照舊“那新那魯”（National），日本的“日學為用”仍然八個牙露。
菊花還是菊花、劍還是劍。藝妓臉上還是白粉，日本人還是強盜。
在南京被日本人砍殺奸殺的千千萬萬中國髑髏，
他們在落日光中、在雨花臺下、在“以德報怨”的聲裏，他們死而有知，將作何思？將作何想？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他們如能秋墳鬼唱，片語問蒼天，那第一句一定是：“這樣的芳鄰！這樣的日本！這樣笨，還做強盜！”
八個牙露！
李敖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中國時報》一九七九年七月六日